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发展问题——“世界政治经济学会”2013年国际学术交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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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国家的专家学者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投入了许多关注。秘鲁学者Alfredo Sumi Arapa对全球化进程中秘鲁的国家主义经济的活力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应重新定义反垄断斗争的议程，从而激发秘鲁国家经济的活力。墨西哥学者Caio Graco Valle Coberio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墨西哥及巴西农村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两个国家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研究了其中的社会及权利阶层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马克思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才可以将暴力、频繁冲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导、保守政策和法律等研究因素包含在内。不同的农业改革历程及墨西哥当地人和没有土地的巴西工人的运动都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物，也是21世纪人类人道主义和进步议程中的关键点所在。巴西学者Cleidianne Novais Sousa和Paul Cooney则以巴西与阿根廷为例，分析了拉丁美洲地区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关键要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特别是第四个要素劳动力弹性化，对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使这个地区的劳动力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墨西哥学者Juan Cervantes认为，国际社会建立的管理国际货币的机构，之所以提倡世界各国从事绿色发展方式，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自身发展，而“可持续发展”仅仅是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扩张政策所使用的工具。
      在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不少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好的看法。中国学者杜书云、刘晓英认为，诸多因素将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从而造成经济失衡。而巴西学者Andrea Dantas则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巴西改革及其卫生政策的影响因素，认为巴西应保持自身相对与周边国家的特殊性及改善工业化之后的经济稳定，才能使改革成果保持住及使卫生政策很好落实。澳大利亚学者Alan Freeman认为文化、劳动力及资源将对可供选择的增长路径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迄今为止被看做是任意奢侈享受的人类文化发展投资如今已成为逃离目前经济危机的必需品了。技术的进步已达到一定的时点，以至于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那些能够产生持续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因素———在物质生产中找不到了，但在服务生产中可以找到。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发展经济，也是众多学者关心的问题。巴西学者Niemeyer Almeida Filho认为，在马克思的依附理论中，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里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性的特征是对劳动力严重剥削占了支配地位。在拉丁美洲的经济中，资本家支出的这部分巨大需求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由国家资源和国家行动提供。另一个巴西学者Vanessa Petrelli Correa则认为，在2004—2010年间的巴西经济中结构转变的发生和发展强度可以根据增长动态的分析来鉴别。土耳其学者
Zafer Baris Giil及Mehmet Zanbak对20世纪后基于分类的社会核算矩阵框架下的土耳其财政调整分配经验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及劳动间的收入分配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基本盈余政策可以稳定公共部门，获得财务稳定及国家理性，但却使家庭陷入债务之中。根据这一分析，城市工人阶级和养老金领取者是在财政调整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阶层。日本学者大田广教授认为，日本民间经济社会的成熟是伴随着奇怪的日本政权之下的政治意识发展进行的，这种奇怪的经济与政治现象，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选举制度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造成的。委内瑞拉学者Juan Kornblihtt认为，过去几年油价大幅上升意味着经济转换扩张的可能性，这种转换与委内瑞拉本国及国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关。在此背景下，过去十年中由国家分配的租金实现了不断增加的废弃资本的再生产以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活跃部分的争夺，表明作为扩大社会政策的结果对生活标准的提高，但并不改变其特性。巴西学者Alessandro Andre leme等人还具体地联系到巴西本国的著名的贝罗蒙特水坝工程的案例，认为该工程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利于巴西的民族经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狂野
的资本主义”的“巴西模式”的复制。
      一些学者对近些年新自由主义及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的影响也十分关注。例如日本学者Hiroshi Onishi及Atushi Tazoe除了运用置盐定理对当前日本经济进行了实证外，还认为新自由主义后的日本局势与欧洲、中国的情况类似，人们的根本斗争是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而英国学者Ozgur Orhangazi利用美国经济危机的资料，认为新自由主义对结构性危机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认为结构性危机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来解决，而需要体系的制度结构作出显著改变。而葡萄牙学者Maria de Fatima Silva do Carmo Previdelli通过对葡萄牙加入欧盟20年后的经济状况的分析，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加入欧盟被证明是葡萄牙当前面临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及生产领域糟糕表现的危机原因。印度学者V.K.Ramachandran等人，则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角度分析了印度的农业收入问题，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印度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Vitor Schincariol及Paul Zarembka分别分析了21世纪美国将实行的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行为以及美国经济中的物化资本及其稳定性，而中国学者邰丽华也类似地利用新自由主义下美国当前的“财政悬崖”，反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的正确性。加拿大学者Salimah Valiani分析了加拿大对外贸易的历史以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拉丁美洲的投资状况，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加拿大的话语权不大，但因为加拿大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因此加拿大的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节点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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