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国资的国有,和国资的市营、混营,就决定了未来一家企业,它的董事会、它的股东是谁,是一个角色,它市场化运行又是一个角色。国资目前一片喊打声的背后,不是国资的国有本身,而是国资的超国民待遇!所以,国资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或逐步的硬软着陆,已经使得这个身份模糊化了,所以就好像今天不再谈贫下中农或富农一样,这个身份已经会被模糊化。就是说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甚至已经谈不到合作了,就是同台竞技,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不光是国内的要求,是国资过于挤出、过于膨胀了以后,压制、封锁了民资发展空间,而真正的高效率的运作、高就业率,恰恰是民资来保证,所以这是国内的需求。同时从中国下大力气,必须要加入TPP来看的话,也必须促进国资的改革。所以既是“央企威胁论”,在国际上泛起以后,我们不得不应对,问:要做哪些改变和努力。TPP要求我们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保和市场化运行环境上,必须和……几乎和美国国内法接轨,但是这个接轨,尤其是在国企地位上面,势必会做出一个颠覆性的改革。所以这个角色,大家如果只是在国内来看的话,它可能是个渐进的,但是从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里面加入TPP,这样一个国际压力来看的话,它应该是突变的,最后实际落脚点应该是国内的渐变变革要求,拖得慢一点的变革要求和国际上要你变得快一点的要求的一个混合。那就是高度市场化的,国外国内都非常关注的一些,像零售、医药、文化、金融这种高敏感性行业的率先同等身份,和高垄断性、高壁垒性的行业的逐步这种身份的置换,和极少数行业,因高度敏感、因国内对国家要求,对国家的作用比较大,承担独特任务,不管呼声多高,都不会保持身份变化,是这样几重的身份变化,同时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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