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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 懒政之下无“无三农”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十七大开过之后，脱离中国社会生产发展方向的管理层依旧没能回到推动农业社会的历史位次上去，变化的是高层要员的接见和出访增多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使人不敢捉摸的“三农”问题少提了之外，一切都在重复前几次重要会议过后的旧辙。首先接触到的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如人大政协、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都在争先恐后地表态，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十七大精神，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职能部门对十七大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论证少了一些，它们较多的是作出种种承诺，譬如，环保局保证到了某年某月，江河海域和城市乡村的环保可达到什么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就更有吊人胃口的话可说了，无非是力争在多少年内对城乡社保的覆盖率达到多少；讲到媒体（我在这里把媒体从上层建筑中剥离开来排列在职能部门的后面是合乎中国特色的）更是忙个不了，它们有如百花斗艳般空前活跃。从事文学工作的竞相堆砌那些华丽词藻来说明十七大的光辉，有如：让十七大的美好频率挈领着金秋的阳光温柔地叩开神州大地的每一扇祥乐大门。。。。。。搞艺术表演的则是先行练好激情表态，然后毫无保留地把激情撒向人间。下面是我在一天早晨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段男女声对话，括号内的文字是我的评说：
男：现在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嫦娥一号上了天的欢乐之中，你看是不是这样？
女：是的。（不对了。当下工农群众的大多数对此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物价会不会一涨再涨）。
男：不过，许多人都在问，嫦娥一号上天的关键技术是什么？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吗？（如上所述，工农群众很少有人问这个，现在的群众和建国初期的群众不可同日而语）。
女：好的。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一起当5分钟的航天学员。（8点钟，为了生活，我还要去打工）。
男女声混合大笑：哈哈哈。。。。。。。
13岁的女儿背起书包跟我一起下楼，到了我的自行车前她停下来说：“爸，与农民工叔叔一起做事不要说假话，他们就不会闹事。刚才收音机里的笑声是装出来的，太可怕了。”
带着政治有色眼镜去说明现实世界既是媒体的惯例又是我们的特色。惯例用不着论述，这个特色也是世界共运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在一百多年的共运史中，作为一种旨在推翻积累几千年旧世界的新兴力量，领导者们时刻关心和呵护符合共产主义意识的新生事物，容不得旧思潮的沉渣泛起是可以理解的。十七大开了，我也认为有大造声势的必要，但必须以此为契机去转变执政方式，否则，一阵热炒之后一切依旧，又是那个无力扭转社会滑坡、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我们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人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要耗费一个庞大的数额，怎能容忍只讲求辞令的精确性而置落后的生产状态于不顾呢？把中国农业推向现代化，这是建国以来历届政府所认同了的历史使命，十六大以来我们还把“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在理论上还进一步把这一历史使命具体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两大施政理念。作为以农立国的社会生产团体，这样的理念并非只是农民和涉农部门的事，而是事关大局，要全国上下一条心去艰苦奋斗才能实现，倘若像目前这样流于发布套话和堵塞漏洞的话，则在新自由主义的瓦解下面，上述那些信誓旦旦的表态、承诺以及精确无误的施政理念都属于纸上谈兵，无力抵御官僚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
光说不做是与共产主义者的处世哲学格格不入的。共产党人所信奉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在我国，堪称典范的历史动作要算是土地革命了，在那时，只一个把土地夺回劳动者手中的理念，红旗插到哪里，哪里就打土豪分田地，那些没有文化的骨干分子就在这场运动中边干边学，不少的人成了一代风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蜚声中外的革命家并非高学历加擅长辞令所能成就得了的，而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投身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毛泽东选集》正是这种提炼的文字记载，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而言，它是我国现阶段理论家所望尘莫及的。
实践唯物主义也称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本质是物质运动的属性而不是理念运动的属性。物质在运动中不断产生矛盾和矛盾的被克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社会，作为物质运动的特殊形态，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遇到阻力，那时就要有代表新生的力量来冲破这种阻力社会才能进步；思维，作为物质的属性，要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才合乎理性，否则就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当前我国这场说话大赛就属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如同一个人的转变无一不是来源于生活环境的变化一样，中国今日这空中楼阁式的文化发展现象也有它产生的特定环境，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知识分子的春天”，那时高层的思路是对文革期间打击一大片文化人士的极“左”做法予以否定（相关连的还有解除右派划分），可是由于崇尚权力的民族文化的作用，使辩证的否定很快被推向绝对的否定，这样才引起了泥沙俱下的新混乱。先是对西方文化的狂热拥抱，在农与非农没有共同交换价值的状况下让新自由主义占领市民阶层的各个领域，导致城乡差距愈来愈大。接着是对忠臣文化、奸佞文化、饮食文化和鬼神文化的无限张扬使现代中国历史观变成一片混沌。最后，在来自西方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渗透下，任何脱离国情的文化研究都能占据一定的地盘（当然也有人情观念的作用），一有了地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设立新的学科院系并把繁茂芜杂的学业加到中小学生那稚嫩的肩膀上去。鉴于这种泛滥成灾的文化发展有着8亿多劳动农民受盘剥作为物质保障，所以它们都有能量作用于决策层，在各自开辟自己的利益前程的同时形成一整套对农民实行专制的政治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机构成可以包括：权力资本运作、应试教育、职称审评、干部考核、xx文职、城市抵保和招工标准等等。在这样的机制里，一个生性鄙视农民但手里握有几份文凭的人依然可以去在农业部门当官，而一个通过自学有了某方面成就（指有国家级单位给予认证的）的农民，要想立项和取得科研经费简直比登月还难。在我国现阶段，作为人类社会推进器的文化事业已被一些人所利用，成为管制农民的有效工具。因此，无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好，“发展现代农业”也罢，仅属于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物的伪命题。从“三农”问题之声日见微弱的现实看来，躁动着的人们已经害怕那个脚踏实地去创业的生活方式了。
作为发展中国家，让越来越多的人靠能说会道和讲话姿势优美去升官和获得厚利，这样的政治机制简直是在毁掉艰苦奋斗这件传家宝，让腐败在各个领域有了滋生的土壤。不要任何时候都用“关键时期”这一辞令来粉饰失控和滑坡的局面，只要现盘的执政方式没有变，管制型的施政套路依旧，则农村就会陷于破产，下一阶段的情形将会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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