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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书摘：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那种人所共知的指责——重商主义社会以其唯利是图的“营利主义”而使人蜕化成了只知道抓钱的猪猡式的守财奴——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伪妄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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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战争之前的150年里的西方世界，无疑存在过一个功能性的社会——一个通过共同意志整合成员，并且由合法性权力统治着的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由社会。而社会如果不是功能性的，那么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视角看，19世纪的社会都难以说是一个工业社会。虽然事实上它成功地掌握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现实，但是这一点它从来就不是有意为之的，社会组织过程也从来没有为达成这一任务而进行过。从社会的起源、目标、信念和制度这些角度而言，19世纪的社会即使不能说是反工业的社会，也只能说是一种前工业社会。
尽管我们的文明在19世纪中日趋成为工业城市的文明，但我们的社会形式却仍然处于以乡村社会支持和环绕商业城镇那么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虽然商业流行，但仍然是乡村式的。那时我们实际上是尽力将工业现实拒之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外。因为工业现实在我们看来似乎污浊不堪、粗俗难耐，似乎与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毫不搭界。现在，有许多城里孩子因为从来没见过牛就常被大家认为很丢脸——这一点确实如此。然而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进过工厂，这却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那时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工业体系尚未融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秩序中。
这一情况在英格兰表现得最为明显。直到1914年，英格兰都一直代表着欧洲社会组织和社会理想的标准模式。英格兰是最彻底的工业化国家，农业几乎全然消失。然而，英格兰那时却也可以说是重商主义社会奠定得最牢固并且发展得最成功的国家。在19世纪的英格兰，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理想阶层“绅士”，基本上被定义为是与工业体系毫无关系、生活在前工业秩序之中的人。典型的是，整个社会对地位上升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只是将专业人士和商人接纳为绅士阶层。由此，外科医生和律师成了绅士；出口商人、股票和商品经纪人、银行家、批发商、保险代理人和船主也都相继成了绅士。但是，唯独制造业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绅士的职业。直到1935年，年轻人还是宁愿在一家小保险代理公司当低级合伙人，也不愿意到一家制造业公司做薪水高得多的行政管理工作，理由不过是：“城里起码还是一个绅士适合待的地方。”
在当时英格兰的社会生活中，几乎只有一种理想楷模和社会榜样，那就是乡村绅士。这一楷模不仅受到来自上层阶级的称颂，也深受小职员和产业工人的认可和肯定。它构成了他们对社会的观念，模塑了他们的行为和礼仪标准，并且形成为固定的明星，充当着他们据以自我定向的参照和在社会中自我定位的基准。而那时的工业界却没有社交生活，没有社区，也没有组织。英格兰自1830年以来所出版的小说可谓汉牛充栋，难以尽数，但描写的都只是乡村生活或伦敦的生活，这一点也就绝非偶然了。据我所知，唯一的例外只有阿诺德·贝内特，记述了当时多数英国人生活其间的工业城镇生活。
大约100年前，迪斯雷利就曾说过英格兰存在着“两个民族”，农业—商业民族和工业民族。而实际上，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二者中的后者仍未被整合融入社会之中。虽然较之1838年英格兰仍主要是一个商业国家时的工业化村落而言，1938年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那些烟囱里浓烟滚滚一片繁忙景象的巨大工业城，在政治上已经变得重要多了，但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这些工业城市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社会治理的基础当然得到了拓展，更多的人成了“绅士”。手艺不再被视为丢份儿，甚至有的手艺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声望。爱好猎狐的乡绅，对许多人而言已显得滑稽可笑——尽管笑他们的人多属本阶层。然而，英格兰的社会信念和理想，行为的规范，生活的方式，以及衡量个人及社会抱负的尺度等等，从英格兰伟大的社会分析家简·奥斯汀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奥斯汀描绘了1800年的那一代人的生活画卷，那时候商人还刚刚成为绅士，而制造商和产业工人却仍属异类，以至于根本未在她的书中提及过。
直到当今时代，工业群体——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似乎仍然心满意足、心安理得地听命于绅士阶层掌控。他们似乎总是希望由绅士来领导并负起责任，一遇到什么现实的危机，他们就转向绅士——当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而大部分甚至到1940年才总算有所改变。一直到1926年发生总罢工，交通运输协会（该行业工会总部）和英国钢铁联合会才开始直接介入政治。
绅士所执掌的领导，绅士所承担的责任，绅士所积累的政治智慧，无疑是一种高雅的秩序所需。那些试图揭露乡绅阶级和“校友圈子”不过是一帮反动的篡权夺位者的宣传，实在是最不明智了。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一样，他们虽然也沾染着愚昧、贪婪、目光短浅和权力欲等等毛病，但他们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直觉和政治责任感。他们也真正而忠心地代表着工业化后的英国所仍保有的那种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再要找到一个像他们那样优秀或比他们更优秀的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麦克唐纳、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等代表着工业价值观和工业信念的领袖们，他们的最先一批试验，并没有太多鼓舞到人心。一直到本次大战以来一直统治着并且代表着英国的绅士阶级，以他们的全部美德以及缺点，构成了前工业时代重商主义社会的社会人物的理想类型，他们有着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他们也从那种前工业时代的半乡村、半商业化社会的意志和观念中导出了其对权力的诉求主张。
在欧洲大陆，1918年之前的150年间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组织，不仅是前工业的，而且具有反工业的性质。
直到当前的这场战争为止，法国也有着与其海峡对面的英国绅士一样坚定不渝的社会理想：“自耕农”的理想。从罗伯斯庇尔时期到贝当时期，独立躬耕于自己的土地之上且基本自给自足的农场主构成了法国社会的理想代表人物。并且，从拿破仑垮台以后，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大人物几乎都来自这一阶级，操着这个阶级的语言，秉持着这一阶级的信念。他们也都期望，作为其成功人生的一个合适的回报，他们退休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农场主，享受着田园生活。而那些中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们，虽然不得不在城市营生，充当着公务员、职员、店主、律师或医生，他们也和这些伟人们一样共有着这种人生理想态度。他们的志向目标就是积攒了足够的钱后便急流勇退，尽快返回到自己所拥有的小农场上，过一种恬淡朴实、独立自在、悠闲雅致的田园生活。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工业失业在法国算不上什么大的现实问题，因为大多数失业者可以回家返归农场去。这一论点虽然没有包含多少真理性内容，不过它在法国内外被普遍接受这一事实，生动地表明了法国人所向往寄托的社会形态。法国的生活方式曾是整个西欧社会中最具中产阶级保守性也最具反工业性的生活方式。它明确地代表了18世纪后期的顽固信念，这种信念认为乡村式，但又商业化了的重商主义社会，可以说是时代的无上成就，是达于极致的创造。而基于19世纪工业欧洲的全部信仰基调，最不可能达成的便是将社会组织成一个工业体系。正是那种始终如一、平均和谐、高贵典雅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使得过去的法国彰显出了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是这样一些品质，也构成了法国未能成功实现工业化整合、未能给予产业工人以社会身份和功能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法国在工业体系内除了专制霸道外别无长物。当然，这在1914年之前也许只是个次要问题，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大体上是符合其重商主义假设的。但是，到了1918年以后的法国，由于工业进程的巨大张力，重商主义信念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冲突就变得已经无法忍受了。
对于法国的城市有产者而言，工业似乎真是令人憎恶，它否定摒弃了一切他们所信奉的价值。由于认为没有财产就不会有人的尊严和人之美德，他们向产业工人报以惧怕而又憎恨的目光，视其为天生就缺乏尊严和充满邪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着像法国那样深刻的阶级仇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主流社会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社会接触像法国那样少。巴黎的工业郊区、波里纳的幽僻贫困、法国与比利时边境的矿区，这些令人不忍目睹的工业现实却仿佛都被一条无形的隔离线与悠闲典雅的社会分隔开来。这些地方又像是聚居区，又像是被围困的堡垒，他们都被置于周围中产阶级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些中产阶级最后居然认定，宁愿被一支外国军队征服，也不愿赋予工业体系中的人们以责任和社会身份。
即便是工业雇主，也像产业工人一样几乎没有被融入接纳到法国社会。尽管财大气粗、组织良好而且令人羡慕，法国的工业经理们对普通法国人而言，仍然是神秘莫测、令人疑惧的人物。在中产阶级看来，工业生产的过程好像是个黑色魔术——令人完全不可理解，而且异常恐怖。这一点在法国中产阶级对待投资的态度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那些致为精明、致为审慎，而又最具商业头脑的有产者，竟然就是分不清不折不扣的骗局与真刀真枪的工业企业经营之间的区别。他在投资时似乎总是搞不清向一家在制糖业中早已地位稳固的百年老厂投资，与向在撒哈拉沙漠中心修建溜冰场这种计划进行投资有什么区别。原本简单的工业制糖过程对他而言是如此神秘难知，他觉得那简直是毫无理性的天方夜谭。
其他许多迹象也表明，当时的法国社会基础，基本上是前工业的和反工业的。一个虽然不一定重要但却是特征化的事实是，当时法国最大的技术学校是一所公路和桥梁建筑学校，两者都在18世纪的前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并备受珍视。面对活生生的工业现实人们却毫无意识，由此也就导致了对工业雇主的力量毫无意识。就连1935～1937年的人民阵线，名义上虽是工业劳工的政府，但其抨击的对象却不是工业雇主的权力，而是假想中那唬人的“100个家族”1848年的大商人和大银行家家族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实际上在1918年之后就已经转移到了工业经理及其行业协会手中。
法国社会当时对工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一家拥有1万名工人的工厂，只不过仍被看做一间拥有3名工匠和4名学徒的手工作坊的放大版本而已。整个社会无视一家现代工厂的经理与裁缝师傅或鞋匠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一方面不懂得需要对经理们的权力施加限定，另一方面却又对其僭取的权力愤懑不平。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曾像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那样，其工业管理者们一方面极其专权自负，另一方面又极度缺乏安全感。
1918年之后国家巨大的工业扩张，更加将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决定权迅速推向经理们的怀抱。而与此同时这一权力却依然犹如无根浮萍，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信念一直处于公开而直接的冲突状态。我们时代的社会和精神危机，没有哪儿比法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更加明显了；这种危机存在于一种革命的气氛之中，并且比起莱茵河东岸导致了实际革命的那种危机显然更具有威胁性。
受字数限制，全文见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f74b50102e91r.html
（www.earm.cn/田成杰 2014-5-1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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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工业人的未来》，彼得·德鲁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本文为该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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