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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场资产与商品重新定价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与外部的资源整合也到了历史性的转折关头。美国再次以急剧的降息和坚决地投放流动性维持资产价格和经济运行。而全球市场迅速被美国释放的通货膨胀，推入到资产贬值和流动性紧缩的困境。中国值此关键时刻，不容有失。历史选择了温家宝总理。我们还记得总理充满激情的话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就请拿出重整山河的胆识与魄力，铸就中国经济质量飞跃的辉煌。
一，用时间换空间。
首先，国家队立即果断入市。在全球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购入具战略价值的优质中国公司股权，为实体经济注入不少于30000亿元人民币资金，保证实体经济持续转型升级，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确保对于实体经济的控制权。也同时，消化一定量的外汇储备。
其次，锁定汇率，反复提高利率。促使国际热钱停留中国。请注意，汇率是货币的空间价格，利率是货币的时间价格。中国不必担心时间，真正重要的是空间。我们需要的是发展的空间，而不是时间。每一次国际战争都是为了空间，而不是为了时间。流动性才能制造发展空间。升值减息的策略绝对不可取。那意味着全面经济衰退。
再次，实施对低收入城市居民（包括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的票证补贴。以票证方式对低收入人群，实施粮油肉水电气的补贴。补给百姓，补到百姓手上。不再补贴企业，不再补贴外国消费者。同时，全面放开对于要素价格的控制。不要惧怕CPI。在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恢复市场价格理性，有效配置资源。持续进行经济体系的转型与升级。用计划经济的有效方法，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商品的市场价格）。这是创举和进步。现行政策是复辟价格管制，放弃市场定价原则，实施对大企业和外国消费者补贴，放弃经动乱闯关建立的市场机制，实在是历史性倒退。未来，政府在CPI恢复理性后，就可以逐步取消票证补贴。
中国不必惧怕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并没有供给的压力。CPI对中国的意义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重要。中国政府倒是必须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中国的国民没有与国内外利益集团博弈的能力，非理性剧烈波动将蚕食国民福利，并急剧减少内部需求。中国政府有责任压抑资产波动的幅度，而不能任人肆虐。剧烈的资产价格波动，会导致资本过剩或流出，从而引发经济衰退。
最后，国家财政应该迅速转变支出方式。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应该强制性减少各级政府行政费用支出，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压缩政府采购，用以大幅度、大规模进行低收入人群的票证补贴。同时，以负债方式，继续实施适度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在特定时期的内部需求和就业的不断增长。
笔者反复强调票证式补贴，是因为票证直接发到百姓手上。等同于送钱。百姓会感激政府。同时，这不会形成刚性的劳动力成本。政府给大企业补贴，同时补贴全世界，花钱、费力、不讨好。同时，从根本上破坏了市场定价原则，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与环保理念背道而驰。百害而无一利。
二，用土地换发展。
首先，暂时停止各级政府城镇住宅用地的审批。
其次，由国家提供足量的土地，由政府统一开发、兴建、管理廉租房。在五年之内，满足90%以上城市人口居住需求。此一策略，将使房地产沉淀社会资本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将资本导向生产、服务与消费。同时，确保就业，确保消化已经形成的基础产业的产能。
最后，在经济完成转型升级后，将廉租屋以市场方式转让给消费者。
中国数万地产开发商的转型，将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
三，用法律换效率。
首先，坚决地实施集体诉讼制度。必须将法律武器还给人民群众。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和执行者。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法律的受益者。中国的市场规范化，离开人民，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坚决地实施经济案件的异地审判制度。建立国家级直接执法规则和执法队伍，并在必要时实施中央直接执法。必须通过制度变革，压制法权地方化和私有化。要让民众感受到党和政府在法律建设上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再次，坚决地实施《反干预法》。在相对集权的行政体制下，必须以法律形式制止任何形式的权力干预市场交易的行为。将权力寻租行为对市场的破坏力降低到最低限度。
中国的法律需要三个转变：第一，群众参与；第二，中央执法；第三，反干预。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效率会出现质的飞跃。
三策的意义。
第一，处于转型过程的中国经济体系，一旦陷入流动性紧缺，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衰退。中国不怕通货膨胀，而无法承受经济衰退。还是那句老话，应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事实上，美国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人违反市场逻辑的减息行为，就是将经济衰退的严重性，置于通货膨胀严重性之上的，这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战略性选择。
第二，中国经济体系不存在过快和过热的问题。快和热的本质是效率低下的问题。资本导向必须具有提升效率的功能。直接处理冷热，不惜以损害效率为代价，是肤浅和短视的行为。必须高度重视由于投机行为产生的资本沉没。也就是说，必须将资本引入生产、服务和消费。地产投机远比股票投机可怕得多。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远比商品价格波动可怕得多。
第三，中国改革的真正难点在于法律有效性。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我们建立了市场。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充分、有效率的市场。现在开始第二步，完善市场的有效性，提高市场的效率。市场的效率完全取决于法律，没有第二条通道，必须誓死闯关。但是，这并非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笔者支持集权变法。集权变法是最有效率的选择。顺便说一句，中国改革的第三步，才是公平正义的充分表达。这不是说公平正义不重要，在没有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下，公平正义诉求，只能回归社会主义革命。
总之。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本质上是全球市场对资产和商品重新定价的过程，是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国有两个选择，：一是主动地、积极地、配合和适应这个过程；二是被动的、消极的抵抗这个过程。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根本不存在中国独立的宏观调控。必须放弃简单的货币数量控制加简单的商品价格控制模式，这种停留于封闭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将导致经济体系效率反复下滑，进而导致无法逆转的经济衰退。其后果将是中国根本无法承受的。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的含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源。人才、资本和市场是最核心的资源。这也是美国战略选择的关键所在。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营造人才和资本的天堂。同时，也正在切实改善企业的效率，扩充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笔者认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却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改革的空间仍然巨大，改革的时间却已经十分紧迫了。当我们在重要问题上徘徊不前的时候，替代者的竞争优势正在迅速积聚。外部压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将激化内部矛盾，使单纯的经济问题复杂化。已经到了决断的时候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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