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高层多次强调不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相应的,央行改变了过去总量刺激的政策,转而通过定向宽松促进结构优化,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试图达到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政策目标。
两个月内央行两次定向降准~
4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6月9日晚间宣布:从2014年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范围包括大部分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和非县域农合行。
央行两次定向降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影响呢?是否能有效抑制中国经济下行呢?两次定向降准会不会意味着全面降准即将推出?小冰今天与大家分享三个观点~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马光远
中国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囚徒困境:如果当下货币政策的目的是稳增长,则应该选择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甚至应该选择降息,但如果这样,则意味着货币宽松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肯定流入泡沫已经高悬的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这显然与调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基调背道而驰。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仅仅进行“定向宽松”,而且明确要求释放的流动性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则意味着这种“定向宽松”本身并不能抑制经济的下行。因为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一是房地产投资,特别是住宅投资大幅度下滑,一是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化,要让经济平稳,在不放弃抑制过剩产能努力的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就是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给资金链极为紧张的房地产市场补充适当的流动性。然而,很显然,这不仅是货币当局极为忌讳的,更为当下舆论所诟病。舆论认为,如果再次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挽救房地产,则几乎意味着中国放弃调结构和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最后努力。
很显然,中国的货币政策承担了很多货币政策本身无法承担的东西。比如,金融改革滞后导致的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问题,这不是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每次放松货币政策,房地产都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无论货币政策如何宽松,小微企业和“三农”总是很难获得廉价的资金。这些问题都属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范畴,然而,在公众眼中,今天出现的很多结构性的扭曲,无不和以前的货币政策有关。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公信力堪忧,而货币政策为了修复自身的公信力,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顾及公众看法,从而使得目前的货币政策彻底走入死胡同。
中国货币政策应该更加超脱一点,背负过重的历史包袱只能让货币政策更加扭曲。货币政策也不应该承担过多的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应该让货币政策的目的更加简单一点,纯粹一点。必须承认,尽管中国目前流动性就总量而言的确很大,但由于金融体制自身的缺陷,以及全球流动性进入紧张周期,流动性偏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能担心流动性会流向房地产而让所有人没有水喝,这不仅愚蠢,而且会加速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央行根据流动性状况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该松就松,该紧就紧。至于流动性的流向,则应该通过市场的选择,让市场去判断风险,抑制泡沫,消灭过剩产能,而不是把这些都推给央行的货币政策。
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 许一力
以当前经济状况来看,全面降准与否必须要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降准能否救中国经济?从中国的资金偏好方面来看,即便是全面降准也很难对经济形成实质性的改善。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仍然是投资去实业化和银行资本空心化。说白了,就是在实体经济疲软并且融资成本抬高的情况下,民间资本不愿意投资实业。这个时候,即便依靠降准让资金回到商业银行手中,恐怕更多的是刺激金融投资而非投身实体产业。最后又变成了玩利差的表内表外腾挪,那么去年的苦就白吃了。而且,很多人忽略了目前许多银行已经接近触及ZF设置的放贷上限,无法进一步发放贷款。即便拿回资金也无法对实业构成支撑。
第二个问题,究竟是哪些行业在鼓吹降准?实际上除了加剧资金空转之外,最重要的问题是,一旦全面降准,中国信贷结构可能会加速失衡,大量的资金不仅不会流入中小企业,反而会加速涌入房地产和地方ZF融资平台等前期重点治理的领域。这种回涌,不仅仅将大幅延后地产风险的表象化,更会使地方ZF的债务规模再次不可抑制的扩张。如果说2014年地方债到期仅仅还是切肤之痛,那么一旦再度形成滚雪球式的增长,到了再一个三年、五年后恐怕就是夺命的重症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是否必须依靠降准来提振?实际上,我们看此次央行之所以底气十足——扛着发改委、商务部双重压力不降准不降息,这种底气的背后就是因为有高层战略做为坚实的后盾。
应该说央行对于不全面降准的“死硬”,实际上恰恰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在多年之后第一次完整性的对经济局势的自身意见的展露。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李奇霖
反思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境,问题源于货币,但货币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尽管央行通过定向降准实现了结构化的货币宽松,但对于实体经济的结构转型来说,定向降准并非万能良方。
首先,尽管定向降准使中小企业和“三农”获得了一次性的廉价资金配给,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除非经济改革的红利能不断释放,令中小企业和“三农”从金融机构获取信贷的能力有质的飞跃,否则基础货币投放创造的信用仍会流入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等资金黑洞。
其次,在预算软约束下,定向宽松不能本质上解决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地方ZF利用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了地方融资平台功能,从银行获取数额巨大的信贷资金开展大规模基建投资。时至今日,项目开工延期和项目开工不足现象仍较普遍,ZF融资平台缺乏有效运营资产和盈利能力,几乎全部依靠借新还旧进行运转。庞大的债务融资需求吞噬了过多的流动性,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考虑到定向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样能够创造足额的流动性引发未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定向宽松的持续性存在可能性边界,无法无限配给到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此外,银行在做信贷决策,并不是完全从市场化的价值和绩效出发,往往会受企业产权性质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中小企业和“三农”在这方面与预算软约束部门相比,有天然的劣势。因此,在债务刚性的背景下,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真正降低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企业的成本,也无法真正改变中小企业私有产权缺位的制度缺陷。
最后,定向宽松无助于解决货币传导机制和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的融资需求问题。目前看,银行间流动性并不紧张,银行间债券市场收益率4、5月走低,隔夜拆借利率基本维持在2.5%附近,而与此相悖的是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未下降,一般贷款利率仍维持高位,表明货币传导机制出现严重阻塞,宽货币并未向宽信用传递。定向降准无法扭转金融机构风险偏好萎缩的趋势,部分金融机构已经出现“慎贷”、“惜贷”情绪。定向宽松并未改变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未改变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和信用风险,也未改变国营主导的理念,因此就并未增强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内生动力,只能导致流动性沉积于货币市场。
定向宽松等货币政策操作上的创新无助于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也无法取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限的流动性正在被大量无法出清的僵尸企业无情地吞噬,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渐成金融机构的“弃儿”。金融机构正陷入追加新增信贷覆盖不良——其他行业可获得信贷资金萎缩——违约率上升——需要更多新增贷款覆盖不良的怪圈。只有加快对银行不良信贷资产的剥离,停止对过剩产能和预算软约束行业输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过剩产能行业破产重组,承受短期风险释放和改革带来的阵痛,才能真正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才能盘活存量货币,真正地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效率。
最后留给大家一道选择题
如何看待这两次央行的定向降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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