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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国家的股份制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所有制,但是这种集体所有制是依赖于私有制衍生的,而中国的集体所有制是国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衍生。
只要是企业都是威权的,不管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还是集体制,ZF更是威权的。但对于国有制、私有制和ZF,我们不谈威权,因为本来就是这样,而对于集体制,本来其构建理念是建立在少数人构成的集体基础之上的产权,这种产权似乎是很多人理想的产权状态,但现实实践与理念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才在集体制凸显所谓的威权概念,也就是集体制应该是平行化的,但事实上实践成功运转的集体制最后也导向威权,这是经济本身的规律。
西方的股份制最后也是被大股东和管理层操控,小股东的权力受到制约。威权本身代表集体制对领袖的信服,因为领袖就是企业和集体的设计师,我们抛开集体是否威权化,集体能否成功和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一个不确定的状况。其实集体成员也不能确定集体的最终利益状态,当有精英能够引领大家走向成功,一般集体会默认这个领袖的领导,并在成功中自我强化,而领袖的个人强势会在集体中形成威权。
华为、华西村和新加坡的成员主体都是成功受益者,他们虽然权力被威权所压制,但是有现实的利益补偿,而这是这个集体能够维系的关键,否则早就造反和分裂了。而集体领袖会将自己的威权普及到家族,开始世袭化,而如果接班人能够延续父辈的能力,则这种威权和世袭可以继续自我强化和维系。
中国古代王朝初创期的几代君王都是精明强干的,富不过三代,当集体领袖的威权经历家族的世袭第二代、第三代时,则开始会逐渐出现问题。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阶层分化,使得世袭化迹象显露,官二代、富二代的概念就是信号。
如果华为经营没有出现世袭化,则可能产生集体制的范例,因为很多新的制度都是由范例而推广的。比如我们采取的借贷记账法是意大利商业城邦的创造的推广,而股票是荷兰的创造的推广。任何一种创新的制度都是源于某个开始的成功范例。华西村不会是新产权制度的范例,而华为倒有可能,但华为范例的可能在于华为能够在后任正非时代的成功,而很多企业也会模仿华为来解决自身的经营问题。当然华为制度本身也是在学习诸多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下的适应自身特殊情况产生的创造,某种情况下是不得以而为止。
一个范例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但是一旦成功则具有某种魔力,大家看到成功而产生信任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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