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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1世纪工商管理教育者的使命应该是成为社会的看护人，推动和建立宜居的世界所需的商业体制。
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领域不同，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占支配地位的“主流”已经成了教条——非主流观点几乎没有被讨论的机会，更不用说获得恰当的研究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但在独立的智库中尚存一些关于替代性体制的讨论，这些智库通常是靠捐赠者和基金会的资助来运行的。商学院只是偶尔提及社会问题，也很少讨论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看上去，全球数以千计的经济和金融研究员好像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所牵引，追随自我限制的主流，针对同样的商业问题无休止地发表越来越窄的研究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已经知道在人口变化的影响下，持续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并不现实；从地球所能承载的界限角度考虑，也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然而，商学院一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商业如何能够在一种不同于当前增长情境的范式中运作？谁比工商管理学者更适合开展关于替代模式和战略，以及以不同方式管理商业的尝试的研究？谁能比管理教育的参与者更有效地组织关于替代性商业和经济模式的辩论及讨论？
但是，成为社会的看护人意味着什么？设想在社会的核心位置有一个学习中心，在那里，新观点不断涌现，参与者和贡献者可以发挥超乎想象的潜能。设想全球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汇聚一处，共同挖掘潜力、增进知识、提高技能和能力，并共同创造服务于社会和世界的学习体验。设想教育和研究能够积极促进社会的发展，以按照问题而非学科的方式组建面向未来的大学。设想财政拨款制度不是向学院和大学直接注资，而是为每位公民提供一张年度学习券，可以由公民自主决定在哪所大学学习。通过这种方式，便可由市场来决定哪种教育主张获得推崇，哪种教育主张遭到淘汰。
管理教育需要为那些无法自学成才的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并不断开发能够使财富金字塔底层的民众受益的方法、产品和服务。
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向曾被忽视或忽略的地区和社会阶层中拥有远大志向、创业热情和奉献精神的人提供管理教育。理想上，这种教育应该免费提供，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与学习者的年龄有关。大多数商学院都是为20~50岁的人群服务的。然而，管理教育也应该满足20岁以下人群的学习需求，比如通过与小学合作，或者在小学之外满足这种需求。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为50岁以上的人群提供服务，这部分人希望在自己的“第二春”重新确定生活的方向。此外，我们还要抓住相关的机遇，学习并帮助老一辈人实现他们对社会的潜在贡献。
首先，设想沿着人们终身学习的道路建设一个开放的空间，你既可以出于教育、反思或研究的目的专注于学习，也可以投身于社会参与更多实践性工作——比如做一名创业者，在某新兴国家、ZF或组织中创办一家新的企业，提供有助于社会转型的产品和服务——并且能够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转换。这个空间应该是开放的，不论出身或学历，欢迎所有人加入。各国公民应该能够通过这个开放的空间，不受本国国境的限制。设想在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时间感的，你可以思考、行走、反思或者只是存在。设想有一种个人的空间，能够让那些希望获得发展并参与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该空间鼓励新的道德规范，即全情投入、坚持不懈的能力，这与许多教育机构中存在的消费主义大相径庭。
设想一个全面实现了多样性的地方，包括教育和研究形式的多样性，那里既接受高度学术性的演讲，也接受具体的、应用性的讨论。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资助不同项目的方式扩大这种多样性，并根据具体情境对费用进行调整。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方法论和教学法的角度构建多样性的愿景，包括协同工作、在线学习、现场和实践工作，或者根据需要将上述方法结合使用。我们还将利用不同学科间的转换能力，并借助于高等教育采用的模块式方法，与学生共同制定学习计划，以推动多样性的发展。最后，我们鼓励多样性的意义在于未来将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从协同工作区到不断涌现的商学院，当然还包括更加传统的管理教育中心。
管理教育者需要响应服务社会的号召，成为社会的看护人，而不是为遵循20世纪逻辑的组织培训管理人员。
未来的管理学院能够理解，要改变企业、经济和社会，需要从其自身的内部转型做起。接受这一愿景的学校将以坦率和包容的态度实现飞跃，以它所期望达到的“成为变化本身”来以身作则。更具体地说，我们构想，管理教育应当履行三项基本任务，这些任务比当前的教育和研究目标更为深刻和远大：教育和培养有全球责任感的领导者；促成商业组织为共同利益服务；参与企业和经济转型。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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