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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
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
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这段文字，比较能够概括他这个人。”胡晓明说。
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这从他晚年最爱读陈寅恪的书，两次用“思辨”作为著作名可见一斑。2004年在《思辨随笔》日译本序中，他说，“‘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意，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王元化一生都在思辨中。“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他那时的思想，可以找84-86年间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来看。”曾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秘书、现任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陆晓文告诉记者。
1955年的“胡风事件”，60年代的“文革”冲击，80年代的卷入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公案，以及主编《新启蒙》杂志期间的种种遭遇……王元化“思想上的几次反思”有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双重动因。
直到今年年初身在病榻之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辨。在1月19日与前来探望的学者林毓生的谈话中，他提到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诸多接近之处的思考所得，并认为“这些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如果这段删掉了，那整篇谈话录就没有发表的意义了”。
1995年，王元化先生在赠送给胡晓明的一部著作上，钤上“临风挥翰”闲章。“我心里的‘临风挥翰’，基本上是古代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形态。可是先生的题签却特别这样说明：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看问题”
王元化对后辈问学的要求是：精研学问，不赶时髦，“为学不作媚时语”。
陆晓文回忆被组织上安排担任王元化秘书、与王元化初次正式会面的情形。“他问我，可知道名家？我说是春秋诸子百家之一。他说，你还行。”
胡晓明记得考王元化博士生时的面试。“就是到他家里，问我读点什么书。然后王先生拿出大段大段的古文要我翻译。那些古文就是当场把注释摆在旁边，梳理成白话文都很难。那些中古时代的古汉语，每一个语段都包含着很多典故在里面，更何况是没有任何注释的。我读完硕士教了几年书，正好看过这些文章，否则肯定是作不出来的。”
王元化对后辈的提携为学术圈人所共知——
80年代，高尔泰的《论美》出版。在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的建议下，他给王元化先生寄了书。
“回信长达6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适逢美学热，《论美》销势正旺。“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高尔泰反问：“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
他的客厅，当年曾留下多少青年学人的身影！除了5位正式招进门的弟子，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李天纲……来来去去。
“王先生当年和我讲杜甫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沉郁：生命的厚重、哀伤，一点一点地传达出来。他讲文风沉郁，方是中国文章的极品。他不喜欢那种油滑的畅快的东西。他认为鲁迅的文风能够体现沉郁二字，他到今天还可以背诵大段大段的鲁迅的原文。他说年轻人读鲁迅的文章应该慢读，反复地读。”胡晓明说。
“我陪他参加过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会上云集了当时国内外的一些顶尖学者，像汤一介、庞朴、杜维明等，我听他与学者谈话，比他与我对话更能学到东西。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去看问题、去思考，直到现在。”陆晓文说。
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能用一些词语概括他的个性，譬如李子云(文学评论家，曾任夏衍秘书)用“飙”，钱谷融说“专注”，陆晓文说“灵敏、率性”……先生许多次提到自己的“楚人性格”，但他生命中真正能够无条件领受他的这种性格的，也许只有母亲桂月华、妻子张可、三姐桂碧清。(在今年4月的一次探访中，胡晓明看到王先生睡着了，“旁边是先生的碧清姐，93岁的老人，也安静地睡着了。”)
母亲1986年过世；张可1979年突然中风，逝于2006年。
“先生为师母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常常就坐在师母身边陪她，这样他觉得心安。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通过儿子、保姆问她的情况，有时说着说着他会眼睛红起来。”胡晓明对于先生如此的深情，印象很深。
此后经常帮助王元化整理文稿的蓝云女士则说：“先生总是说，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开始我没有很在意。他说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他说我不寂寞，但是我很孤独。”
今年4月，远在美国的林同奇先生在致胡晓明的电话中说：“我与元化先生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思想非常可贵，我非常理解他，能懂得他这些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
每一位卓越的长者逝去，难免有人痛挽“最后一位XXX去了”。然而追索逝者的师承关系，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思想的香火是在如何地传衍，感觉到其间绵绵不绝的力量。具体到王元化先生，往上追溯，可以见到王芳荃(王元化的父亲)、汪公严(为王元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和《文赋》)、任善铭(为其讲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韦卓民、熊十力(王元化曾为其抄书，传为美谈)诸先生的影子，而王元化影响过的后辈，更是为数众多。
先生去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仍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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