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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宗和陈乐宗
有价证券、房产、个人财物、养老金、商业保险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捐赠；电话、网络、支票等，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捐赠……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如何向大学进行捐助的说明上详细列清了各种名义、各种途径、各种类别的捐助。而就在最近，两个并不被中国内地所熟悉的香港人——陈启宗、陈乐宗，成为了哈佛大学捐赠史上的“明星”。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公开宣布，由陈启宗、陈乐宗创立的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承诺将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这是哈佛创校378年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金额。收到天价捐赠后，哈佛大学决定将该学院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此纪念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已故的父亲陈曾熙。这是哈佛首次因慈善捐款为一个学院更名，也是哈佛学院首次以华人的名字命名。
然而，这笔天价捐赠却引发了中国内地的一片哗然，有些人不理解为何要将如此大笔的巨款捐给一所美国高校，而事实上，近年来华人正在成为欧美名校捐赠的主力军。这背后深藏着怎样的缘由？这些欧美名校又是如何吸引各路企业、富豪的“慷慨解囊”呢？
父亲的遗愿
如果说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的名字对于中国内地而言稍显陌生，那他们的父亲陈曾熙创办的恒隆集团就几乎无人不晓了。
1960年，陈曾熙成立恒隆有限公司，并于1972年上市。1986年陈曾熙去世，集团业务便暂由弟弟陈曾焘主理，直至1991年1月，陈曾焘宣布退任主席一职，由侄儿陈启宗正式接管父业。晨兴基金会便是由陈启宗和弟弟陈乐宗一起创办的家族基金。
“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作为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董事长，与胞弟陈乐宗位列《福布斯》2014香港富豪榜第17位，净资产估计达29.5亿美元的陈启宗却对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事实上，陈氏家族有捐身家的“不明文家规”，“我们家的钱不留给后代，都用于做公益、做慈善，除了养我妈妈以外，她94岁了”。
为何要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捐赠？看过陈氏兄弟的资料，这一谜团也自然解开了。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陈乐宗是哈佛大学校友，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学位。陈乐宗的母亲是一位护士，上世纪50年代在自家厨房里为邻居家的孩子们注射疫苗。
陈乐宗表示，“为了继续我母亲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工作，以及我父亲在教育事业上的专注，我和兄弟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
然而，陈氏兄弟认为“理所当然”的这笔捐赠，却在内地引发了一片哗然。许多网友质疑为何不捐赠中国内地或者香港的大学。对此，陈启宗并没有太多理会这些质疑，“我们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捐了多少。首先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社会怎么看、历史怎么看，我们也管不了太多。”陈乐宗也强调，“公共卫生不是一地的问题，而是人类的问题。”
事实上，陈氏兄弟通过晨兴基金自1996年起，每年资助北大、清华、复旦等5所高校的500名学生；2006年也已捐款1亿港元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晨兴书院；捐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创立晨兴数学中心，捐助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
华人捐赠潮
事实上，华人大手笔捐助欧美名校已经不是新鲜事，其中不少是创学校纪录的大规模捐赠。
今年7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哈佛大学签订了1500万美元的捐赠协议，用以资助中国贫困学生赴全球精英大学就读，此项目的整个助学金金额为1亿美元。
2012年，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及家人向哈佛大学捐出4000万美元，成为当时该校史上最大一笔华人捐款，其中3500万美元用来建造哈佛商学院大楼“赵朱木兰中心”。
2010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张磊公开表示，向耶鲁大学捐赠888.8888万美元，创下了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对本学院捐款的最高纪录。
2007年，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曾捐助7500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建设环境研究中心，轰动一时。
华人其他大额捐款还有2000年，上海移民赴美的慈善家王嘉廉出资5000万美元捐建石溪纽约州立大学的王嘉廉亚美研究中心，出生在新德里的华裔金融家王周露露与夫婿在2000年捐资2500万元给她的母校韦斯利学院等。
甚至早在110年前，便有华人向美国大学捐款的先例。在美国做家仆的广东移民丁龙的忠诚、勤劳感动了主人卡本蒂埃，他答应满足丁龙的一个要求，丁龙因此提出希望建立一个学科，让美国人认识教导他为人处世道理的中国教育家孔子。于是，由丁龙捐出毕生收入1万美元，其主人卡本蒂埃陆续跟进捐款约50万美元，建成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捐资大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是悠久的传统，这来源于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来源于长久积累的优质校友网络，最重要的保障还是学校良好的信用机制。” 一位留学机构的负责人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从客观因素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留学生的第一大‘出口国’，因此，华人毕业生在欧美名校的数量也愈来愈多，这也使得华人成为欧美大学捐款的主要来源地。”
正如陈乐宗本人不仅长期捐赠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而且还一直承担为母校募款的职责。他说，“基本上，无论你捐哪一所美国大学，都有相当的信心相信这个钱不会乱花。法律的制约，还有民间的风气都是保障。”
捐助背后的尴尬
然而，华人在海外捐款资助教育时也会面临双重压力和尴尬。除了来自国内民众的不理解外，还有来自学校本身的质疑。
此前，剑桥大学接受了一笔来自中国的一家基金会的370万英镑捐款，设立一个新的终身教授职位的消息，就遭受了英国舆论的压力。英国媒体质疑这笔资金可能有中国政府背景，担心影响剑桥的学术独立性。
对于这种质疑，英国布鲁奈尔大学刘芍佳教授认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英国高校纷纷抢着办‘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否是中国政府的资金，在英国高校看来并不重要，也不会影响他们独立办学的基本原则”。
而对于中国国内部分舆论称华人给海外高校捐款是“吃里扒外”的现象，刘芍佳教授认为这是狭隘的：“首先，科研没有国界，学术没有国界，对教育和文化的支持应该是超越国界的；第二，华人向海外高校的捐款，很多往往专项用于推动中国和海外的交流，或者推动弘扬中国文化；第三，大家只看到这些华人给海外高校捐款的例子，但没看见华人给国内高校捐得更多。”
如果说英国高校对于捐助的态度还有些“高冷”的话，美国常春藤盟校更是为捐助“大开方便之门”。位于美国硅谷的留学申请机构“学之行”总经理王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新生来源有三：一是成绩优异或有特殊才能、经历的学生；二是社会政要或对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之后；三则是家族从商，有财力向学校基金会进行大额捐款的家族子女。这最后一条，正成为世界新晋富豪捐赠名校的不竭动力。
据悉，哈佛便有一条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如果可以给哈佛捐一座图书馆或者一幢教学楼，捐款人的子女无论高中表现如何，都可以被哈佛录取。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也同样盛行于其他常春藤盟校。
缺钱还是缺钱
就国际惯例而言，现金储备、投资规模、学校品牌越大，学校受捐赠的额度也会呈正比放大。据美国全国学院和大学事务所人员协会在2010年－2013年期间对800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３年，单笔受捐金额达9位数的受捐大学名单包括康奈尔大学（3.5亿美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5亿美元）；耶鲁大学（2.5亿美元）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2.25亿美元）；哈佛大学（1.5亿美元）；达特茅斯学院和乔治城大学各1亿美元。
另外，美国的大学捐赠基金占到了高校预算的很大比例。统计显示，常青藤院校更是高达25%－45%，哈佛大学每年35%的运作经费都来自旗下的捐赠基金，而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对该校年度预算的贡献率高达44%。精准到各大顶尖高校中的商学院，一般每年也有20%左右的捐赠资金会不断地汇集到账户下。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受捐，不少美国大学依然喊着“缺钱”。大型筹款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着。
2013年9月，哈佛大学便启动了大型筹款计划“哈佛运动”，计划2018年前募集65亿美元。哈佛的13个学院也各自启动自己的筹款活动。这是第一次所有哈佛的学院都参与的筹款活动。
领导哈佛筹款计划的有9名联合主席和3名名誉联合主席，其中5人来自哈佛大学的两家理事会——哈佛理事会和哈佛监事会。联合主席保罗·芬尼根表示，捐赠对于哈佛大学至关重要，它提供了哈佛每年运营支出资金的35%。
据悉，在金融危机期间，捐款锐减27.3%，哈佛大学被迫中断校园扩张计划，也暂缓兴建预计斥资10亿美元的综合科学中心。因此，这次筹资活动筹集的近一半资金将被用于支持教学和研究，其1/4将被用于助学金项目和其他项目，剩下的款项将被用于改善资本状况和建立灵活基金。
一名领导哈佛筹款计划的联合主席戴安娜·尼尔森表示，“如果我们只看捐赠的数额的话，数字的确很惊人。但哈佛有很多学院在做各种研究，用于解决社会各种问题，这花费很大。哈佛的捐赠资金来自方方面面，很多捐赠者要求按照他们的意愿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所以并不是每一项研究都资金充足。”
对于这样的大型筹款计划，哈佛筹款计划联合主席詹姆斯·罗森伯格也吐露了名校背后的无奈：一是现在政府由于经济压力对于研究的支持在减少，二是行政管理开支也很大，三是学费住宿费对于学校的支持在变小，再加上很多奖学金计划，另外捐赠资金的回报率远远不如1982年至2000年那个时候。
国内捐助的“麻烦”
根据2013年底公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清华大学以13.23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北京大学以12.93亿元人民币位于次席。尽管这一数字在国内已经是“天价”，但与哈佛等欧美名校相比依然不可同日而语。为何国内大学不能成为华人富豪捐赠趋之若鹜的洼地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启宗欲言又止，却还是忍不住“吐槽”，“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最要命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
陈启宗透露，这些“麻烦”包括官僚主义、贪腐及分配不公等问题。有一次，他跟弟弟陈乐宗在内地洽谈一个慈善项目，又碰到这些麻烦事，结果气得弟弟发火说，“算了，钱就扔给他们算了。”不过，他也补充说，近年内地情况已有改善。
陈启宗遇到的“麻烦”并非个案。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避免这样的“麻烦”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捐助的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熊丙奇介绍，在国外，若有商业赞助的契机，大学理事会和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聚在一起进行民主决策。“他们会商量赞助商的商业意图、商业特性、广告色彩、冠名时间和地点，并公开一切。”熊丙奇指出，“但在国内，往往只是行政拍板。”在这样先斩后奏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到最后才知道突然多了一项商业冠名，“如果争议很大，那再撤掉。”直到现在，熊丙奇依然认为在商业冠名之前就公开征求师生意见的国内高校还是很少。
除了事先“不公开”，事后“不透明”也是很大的问题。“比如捐赠赞助后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对学生到底有哪些实际帮助，这些都没有很好的交代。”熊丙奇认为，目前国内高校的捐赠生态很有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法》要求高校公布财务信息，但人们对财务去向、执行情况还是不甚明了。由此，“钱去哪儿了”、“潜规则”等质疑总不绝于耳。熊丙奇指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国外实行的是现代学校制度，校长要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不做好公开透明可被罢免。但国内的校长都是行政任命，问责就出现问题。”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涛指出，校友为母校捐赠，只是朴素的校友文化的一部分。个人捐赠属于纯粹个人化的慈善行为，与公权力无关，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红线，外界的批评和谴责其实是非理性的，而且谈不上任何“道德优势”。
同时，刘涛认为，国内一些大学也应该认真反思为何没有赢得校友的信任。“一些大学看重的只是校友捐款，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校友文化。学校之所以捧着校友，往往是出于功利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各院校的校友仅仅出现在一些庆祝、联谊和捐赠场合，有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讨论也是做做样子，学校并未给校友有诚意的尊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正如此前熊丙奇介绍的，美国大学的校董会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也是学校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校董会成员中，校友占据了相当大比例，这有效保证了校友对学校公用事务的参与。在美国，校友并非只是仪式性地出现在捐赠场合，心理咨询、学校讲堂、校友面试、校友企业招聘等场所经常能看到校友的身影。
“校友文化并不是校友捐款文化，而是给校友一种强大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校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从未离开，从来都是‘自己人’。” 刘涛强调称，“更为重要的是，校友文化应该渗透到学校的日常管理体系中，进入学校文化的深层结构，给人以信念和力量，生生不息。因此，让校友文化承载学校的精神传统，并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这既是大学治校的重要理念，也是校友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演绎途径。”
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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