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的分歧在“思维方法”上
我认为“想进城的都进了城,而且有了工作”,你用一个小姑娘没有找到工作而自杀的例子,来反驳我的主张。这合适吗?如果你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可以再给你打个比方,我们喝的水是卫生的吗,但是里面能没有一个大肠杆菌吗?知道那个概率等于0和不可能事件的区别吗?
我们讨论的是宏观问题,没必要去关心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官员。那个小女孩的不幸遭遇,是官员应该关心的问题。除非这是个普遍问题,是牵涉到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问题,才能成为理论问题。可是,不知道你根据什么断定她是“上亿人的缩影”?
我在做出这个“想进城的都进了城”的结论的时候,是既引用了统计数据的计算结果,又提供了实践验证的。我不是凭感觉下结论的。
统计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农民总收入29000亿和2004年粮食总产量9000亿斤此二项数据的计算,结论是有4亿农民在打工。我在文章《农民看“三农”》中有具体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实践根据来自农民工的工资在涨的事实和江西公布的农民工外出统计人数、我在安徽调研的数据以及我所在农村的情况。
只要有4亿农民在打工是事实,只要中国农村劳动力只有4亿5千万是事实,不要说还存在某个女孩进城找不到工作,就是还有5千万人进城找不到工作,也不能否认“想进城的都进了城”这个事实。这是一种统计语言,并不适用某个具体案例。
所以,我们的分歧是思维方法上的:不能用具体的事件去否定宏观的统计结论,除非这个事件有普遍意义。概率=0的概念与“不可能”事件不同。
至于你谈论的第2个问题,所谓谁养活谁的问题,因为没有讨论的意义,所以只简单地提醒你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没有城市,人可以生存,可是没有农村,人一天都活不下去。只有农村和城市的比例和谐,人才能活得滋润。
你的第3个问题:“羊吃人”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至今拼死坚持“农民的儿子必须是农民”的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非常害怕“羊吃人”在中国重演。
其实这种担心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我在《农民看“三农”》中的第3部分中详细论述了“我们已经“消灭”了大部分农民”。这就是说,即使今天我们取消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我们也不可能发生“羊吃人”的情况了。这还只是其一,其二是,现在中国进城的农民与当初英国进城的农民有本质不同,他们不是被迫进城,不是被地主赶进城,而是自愿进城,为了获得更好地待遇而进城,因此他们随时还可以回到农村。这与英国当初有本质区别,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中国不可能发生英国当初的“羊吃人”悲剧。其三,英国当初的土地已经私有化给地主,所以,进城的农民没有分文,又回不到农村,才会发生连乞讨都要凭“乞讨证”这样的悲剧。而今天的中国,土地仍然属农民集体所有,只要私有化给农民,他们肯定不会象当初的英国农民那么悲惨。
既然,“羊吃人”的悲剧过程演绎了英国迈入工业化的光明结果,那么,我们已经明白中国不再会有英国式的悲剧化过程,何不追求中国式的光明结果呢?这是我文章的根本目的。中国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万万不可失去!
你的第4个问题:所谓煤矿的问题。其实我只是拿来讽刺温总理,煤矿安全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安全制度,二是安全技术。我们都不行。作为总理,你不从这方面入手,跑去煤矿作秀,说明你没资格当总理。其实,不仅在安全方面,作为常务副总理,你早在5年前就应该预见到今天的“煤、电、油、运”的形势,那时不采取措施,今天搞什么“宏观调控”,搞发展急刹车,本身就应该承担责任!煤矿与石油一样,是不可再生资源,既然现在开采技术不过关,不仅安全没有保障,浪费也大,为什么不可以停止?美国自己脚下有的是石油,为什么还要去别人那里花钱采油呢?至于你说的煤矿工人想过得好一点,是不是就值得以高死亡率为代价?如果他们不采煤就会饿死,我会赞成你的看法,如果只是为了生活好一点,就不能这样了。
你的第5个问题,所谓我“自诩为农民却好像外星人。难怪中国的穷人还在指望革命”。其实,我是不是农民是不用争论的,但是你的话反映了你从根子上看不起农民。你认为农民都是傻子,不应该有我这样的观点,你认为农民只应该听从工人的摆布。所以,现在谈“三农”的几乎没一个是农民,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说老实话,我很看不惯!但是也没办法,也可能真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清华的几个孩子的文章都可以被总理青睐,农民却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前途有发言权,不革命又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