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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
——2008年5月22日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演讲
土耳其只重视欧美文学
南方周末：在你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就看过繁体字版的 《我的名字叫红》，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你把小说写得如此丰富、绚丽、充满激情，把感情给予了每个人物——这是我当年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过的感受。
中国人有一种对远方的渴望，总是把目光尽量投向最远处，比如欧洲，比如美国，而常常把中间的地带省略、跳过，但现在中间有帕慕克了。
帕慕克：谢谢。这是很敏锐的观察。土耳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只重视美国和欧洲的文学，而忽视了来自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文学。关键问题在于缺少翻译，尤其是直接从原文而来的翻译。我很遗憾地说，在非西方国家，比如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的出名首先是由于我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大的名气。
我认为应该有从原文直接翻译的作品。不然我们对对方文学的了解将受制于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我们需要建立直接的联系，我相信这种联系会建立起来的。这样西方出版业的影响将会逐渐消失。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得到的反应，更多的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更容易被哪一方面理解？有来自中国读者的反馈吗？
帕慕克：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情况各不相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的书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同国家）对我作品的接受会多么不同。我可以将对我作品的接受分成三类。我举个例子，在美国，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雪》；在西班牙、意大利，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伊斯坦布尔》；而在中国、韩国和印度，我最受欢迎的作品是《我的名字叫红》。这种情况在其他作家中间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作家都有世界公认的代表作。而对我来说却不是如此。
为何是这样呢？我可以给出答案。在美国，他们把伊斯兰视为自己新的敌人。我感到有些遗憾，虽然我的书在那里很畅销，但是他们读我的书是为了了解伊斯兰。是的，我的作品中讲到了伊斯兰，但是我不可能囊括伊斯兰的一切，它们只是小说。而对于欧洲人来说，由于欧盟和土耳其的问题，他们想知道的是土耳其究竟是怎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否是不可理解的。而在俄国、中国、韩国、日本，我最畅销的书是《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获得了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纳文学奖和法国最佳外语小说奖等诸多（欧洲）大奖。然而为何它也会成为非西方国家最被青睐的小说呢？当然，这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小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土耳其、中国、韩国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而现在我们这些国家渴望现代化，渴望它能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也担心现代化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我的书也是讲述传统和现代化这两股貌似矛盾的力量之间的冲突的。我的书描写了现代化带来的传统的突然缺失，以及身份丧失之痛。而这也是在西方承认我的作品之前，它们能够吸引非西方国家读者的原因。
南方周末：我很高兴听到你在媒体见面会上说：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你刚刚完成600页的长篇小说《MuseumofInnocence》（《纯真博物馆》），中国读者一定迫切想要知道，你最新创作的这部小说是什么题材和内容？
帕慕克：我刚刚从我的出版商那里得知，其实不是600页，而是630页。这本书是关于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富裕人家中人对一个远房穷亲戚的爱情，或者说是痴迷。这个故事从1975年开始一直讲到今天，跨越三十多年，主要涉及到了伊斯兰上流社会和中层社会阶级的生活，描写了许多生活的细节。但最重要的主题是爱情：爱情是什么？为何人们会陷入爱河？但这部书不是讲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的，这并不是一部浪漫的书。、
南方周末：你的书中总是有许多罗曼蒂克的东西……
帕慕克：与其他书相比，这部书讲述了更多关于爱情的东西。但是这部书更是一种对爱情的分析，而不是把爱情当作美丽的雕像置于高高的底座之上来瞻仰。我想分析遭遇爱情时我们将会怎样，爱情为什么会发生，它是怎样地不可控制。这就好像我书中人物头脑的一部分想要尝试了解它的另一半。
很“像”自己国家的人有时看不清自己国家
南方周末：你在一次访问中曾经说过，你的头脑里还有19部小说的构思。在另外一次采访中，你还说过，“接下来要写的八部小说的名字，我都已经写好了。”按照你以前的写作速度，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它们写完？
帕慕克：这是很好的问题。我总是很喜欢想象我将来想要写的书。我永远都不会缺少主题，事实上我总是有太多的想法。但很可惜的是我写得并不快，我要花上三四年时间才能写成一部小说。我要求自己写作更加有规律，更加勤奋。事实上，在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一年中，我发现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并不是因为过多的采访，而是因为我想要完成的小说。我原以为我会写一部450页的小说，但最终这部小说有六百多页。我的头脑中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新小说的想法，不仅仅是情节，而是成型的书，这是我构思小说的方式。如果我喜欢这些想法，它们会留存在我的头脑中。为了不忘记，我会把它们写下来。这是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笔记本、那么多写作选择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小说，而下一部新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成型了。
南方周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你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来自你国内的读者和批评家，这是一个成名作家的必然代价吗？你会置之不理，还是予以反击？
帕慕克：是的。成名有多种，而这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一个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作家，就会有人攻击贬损你。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陷入政治之中，但我并不希望成为一个政治中人。对言论总是有种种的限制，告诉你这些不该说，那些不该说。而当你说了什么的时候，就有人把你说的东西拿出来，把它无限夸大，并以此攻击你。在对我的政治争议中，有许多妒忌的成分。我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中斗争的勇士。问题要复杂得多。有人说我是因为政治上的争议而成名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南方周末：博尔赫斯说过，“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艺术家往往是最不像这个国家的人，比如德国是歌德，英国是莎士比亚，西班牙是塞万提斯。”中国则是鲁迅。毫无疑问，你现在已经是土耳其文学的当然代表，本国对你的批评这样多，是不是也是因为你不像土耳其人呢？
帕慕克：很好的问题。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并不只有《可兰经》才是经典。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心照不宣的事。当然了，因为我是土耳其人，我受着土耳其文化的滋养，但是，我与土耳其传统并非是同一件事。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在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更加普遍。博尔赫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阿根廷时——当时的阿根廷是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他并算不上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人，他说三种语言，他读的书并不全是阿根廷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说法，我们这一部分人并不是整个国家，但是我们代表了这个国家。而那些很“像”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有些时候并无法看清他们自己的国家。而如果你能够站远一点看的话，也许反而能够看得更清楚。
无论如何，当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代表土耳其文化的野心，现在也没有。这种野心有些时候是很危险的，它会让你的小说变得像旅游介绍或者政治宣传。我不想这样。我只想写符合我的标准的小说，我想通过它们来表达我自己。我的书和我的名声让我成为了土耳其的代表，但是这是有问题的。土耳其人不喜欢我成为土耳其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叙述土耳其的方式。
南方周末：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你在伊斯坦布尔的寓所前就有两个警察站岗，你的人身安全始终是热爱你的读者关心的话题。今年年初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图谋刺杀你的人已经被捕。现在危险过去了吗？
帕慕克：我说过一些政治言论，也许算不上很理性，但是我还是认为土耳其应该是欧盟的一部分。我谈到了一些关于亚美尼亚等地区的话题，这些话题并不是我应该谈的。这些话题我谈得并不是很多，但是偶尔会提及。那些国家感到愤怒，并以各种方式攻击我。我被土耳其政府告知可能有人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就给我的寓所配了警察。我外出的时候，也会有保镖跟随。还有一些疯狂的人和与我意见不一的人想攻击我。反正警察告诉我说任何时刻都得保护我。很遗憾，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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