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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面镜子。
今天，海内外媒体把农行说得一文不值，恶意贬低其市场价值。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之下，农行未来引进战略投资者谈判将十分被动，农行很难卖出好价钱。一旦农行以低价格引进战略投资者，再过两三年，当农行成为一个好银行股价上涨之际，媒体一定会自以为是地说农行被“贱卖”了。农行今天面对的环境和遭遇，正是3年多前建行所遇到的。
在一片减持的传言声中，美国银行以每股2.42港元的价格又增持了600万股建行的股份，于6月5日生效，而建行6月4日H股的价格为6.78港元。于是，“三折卖”的质疑甚嚣尘上，2005年就曾经热议过的“贱卖论”再燃战火。
在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建行董秘陈彩虹首次作出回应，向本报讲述了当初围绕着价格的考量和博弈。陈彩虹认为，美国银行最终会将持股比例保持在10%-11%之间（目前是10.75%），但其间可能经过增持到19.9%—减持—再增持—再减持的复杂过程。显而易见，增减之间，美国银行的确获利巨大，那么建行呢？
历史老师教导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看待历史。同理，用2008年的市场表现衡量2005年制定的价格标准是否严谨？用吴敬琏的话，改革当然要付出成本，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若国有银行错过了牛市，或者现在的股价仅为0.6元，又当如何？目前，工行的市值等于两个花旗，不是由于工行忽然长大，而是因为花旗大幅缩水。而中国银行业的排名位居世界前列。
建行之所以沉默应对“贱卖”论，是因为“专家”们很容易从股价中计算出利差，但是，又有几个人计算过建行引进核心技术的价值？当打着民族主义招牌高喊爱国之际，又有谁敢讲出真相？
价格的背后
今年4月，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赴美与美国银行董事长肯尼思·刘易斯(Kenneth D. Lewis)会面，进一步探讨股权合作和战略合作。据当时与会人员介绍，双方回忆起当初谈判的艰辛时，不时唏嘘。
当初，国内媒体高度配合海外媒体和机构，大声叫嚷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破产”，中国银行业在国际上既无声誉又无吸引力，即使试图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全球广发英雄帖，也是应者寥寥，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建行将橄榄枝抛向了老牌劲旅花旗银行，但两方在谈判初期就停滞不前。“当时，花旗天天向建行提出要求，就是不谈实质性内容。而且，不提供花旗的材料。”陈彩虹回忆说，导致谈判直接流产的原因是，花旗当时提出折价，希望低于1元面值入股。
寻找国内投资人的过程也颇为坎坷。陈彩虹说，我们试图引进发起人股东，向国家电网、宝钢、长江电力、中海油、中国人寿等发出参股要约。后来，中海油、中国人寿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出了。“中国银行业能改革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把握。”这成为内资谨慎的理由。
美国银行出现了，与建行、中行都进行了谈判。“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很犹豫，谈判非常艰难。在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连续好几天，一谈就是五六个小时。”陈彩虹介绍说。
美国银行也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当初，海外媒体称其入股建行带有一种狂野冲动的西部风格。而入股的消息一宣布，其股价也应声而落。
在陈彩虹看来，为何美国银行能冒险并最终获利良多，根植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对中国银行业素质的判断。
承诺不在中国做零售银行与建行竞争，承诺永不控股，不派管理者，踏踏实实协助，美银的诚意和背景都很切合当时建行所需。
而最关键的是价格制定。“既要保证对美国银行有实际的吸引力，又必须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陈彩虹表示。当初设计了三部分价格。上市之前，美国银行以1.15倍市净率，用25亿美元购入约174.82亿股；上市之时，再以5亿美元购入约16.51亿股；同时为了保证长期的合作，也设计了目前引发争议的期权。
“如果单纯想以价格吸引，完全可以把价格压低与花旗合作，但明显不合理。”陈彩虹补充说。
另外，银监会对建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提了4个条件，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不多，这也使花旗银行有了舍我其谁的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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