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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报猛料! 交行伪造报表上市 对股民进行欺诈
一家支行就有5亿坏账被隐瞒，那整个交行会有多少坏账被隐瞒呢？
《南风窗》报猛料 交通银行伪造报表上市 欺诈股民(转载)
交通银行5亿“贷款门”
（南风窗杂志2008年第13期 记者章剑峰 发自长沙、北京）
曾在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稽核处任职的软件高级工程师胡远志4年来遭遇两次失业，目前唯一的“工作”就是继续举报。他认为自己曾发现交通银行逾5亿的“不良贷款”，而银行方面称，解雇他的理由是擅自编写和使用危害程序。
现年41岁的胡远志目前失业在家，每月领取500元失业保险金的生活已有一年。
这已是他的第二次失业。第一次失业是在2006年6月16日。那一天，交通银行长沙分行做出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理由是他“擅自编写、使用对银行计算机信息系统产生重大危害的程序，违反了国家和交通银行有关计算机安全的规定”。
4年以来，胡远志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指控”。他说，令自己遭到解雇的根本动因不在于此，仅仅只是某些当事人意图掩盖真相的一种说辞，而这个真相，就是他在职期间偶然发现的数笔逾5亿且处置明显失当的“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暴露？
胡远志是一名计算机软件高级工程师，1980年代在湖南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湘计算机）从事银行计算机业务系统的开发与销售工作。1996年，经供职于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电脑处的同学陈华介绍，胡远志得以调入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电脑处任职，负责该行内部的计算机业务系统管理和维护。
2003年，该行稽核处设立电脑专职稽核岗位，胡远志获得了调入机会。当年9月，交通银行总行对新稽核人员进行专门的电脑稽核业务培训，预备调入稽核岗、人事关系尚在电脑处的胡远志也参加了此项培训。
胡远志告诉记者，在培训中参与讨论如何防止电脑技术人员利用管理银行计算机系统之便擅自编写恶意程序之后，他回到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立即着手编写了一个监控程序，“想在长沙分行试用一下，然后提交总行”。
胡远志说，就编写这个后来被银行方面认定为有害的程序一事，他曾向当时的直接主管作过汇报，认为银行业务每一笔都可以做到有据可查，但当时电脑处的管理非常混乱，进出数据库几乎不受约束，谁都能在主机里修改资料，因此有必要进行监控。胡远志说，当时的主管对此未置可否。
2004年3月，已由电脑处调入稽核处的胡远志正式履行稽核职能，随同稽核处长刘立新、科长李银屏到下属湘雅路支行进行常规账目稽核。胡远志说，他们当时发现两笔逾6年之久的呆账被记到“关注类”贷款之中，后被证实是记错的不能收回的坏账。胡远志编写了稽核报告，将此事上报分行领导。此后，受稽核处领导指示，胡远志找到电脑处长陈华、职员陈登宏二人，全面清查分行内部可能存在的此类“问题账目”。2004年4月19日，3人一共查出超过5亿、200多户、80%已经逾期5年以上的同类型账目，并将这些账目明细（包括账号、户名、金额、逾期时间）打印齐备交与稽核处领导。
胡远志说，检索出来的这些账目是已经严重逾期、无法收回的呆滞呆账，应该按规定如期计入“损失类”贷款目录并予以核销，但检索结果显示，这些账目当时均被记入“关注类”贷款序列。
此后，他向交通银行总行提出申诉。8月，交通银行总行委派了一位姚姓监察处长找胡远志谈话。胡远志约了一位律师，让其在交行谈话时在胡远志家等候。姚处长向胡远志宣读了一份由长沙分行邀请有关部门介入之后的调查材料，认定胡远志存在非法登陆主机的嫌疑。
在那次谈话中，胡远志申辩称，电脑处工作人员编写程序从来就不需要请示和汇报，连基本程序都不要走，往往是想编写就编写，编写完毕就上线。而且任何人想上主机随便都可以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报告。胡远志认为，如果当时管理规范，事事需要走程序，做到有据可查，他也就没有必要再编写监视程序。
胡远志当时还说，长沙分行还出现过一种叫“反推密码”的内部应用程序。常人的理解是，账户密码一般只有设定它的账户主人才知道，银行通常是无法得知的。但胡远志说，银行不可能不知道属于他人的账户密码。还在长沙分行任职时，他的一位同事就编写了这种“反推密码”程序。很多账户的密码轻而易举就可以反推出来。
这种程序也未经过任何登记，与胡本人编写的程序一样。当时胡远志将这种情况向与他谈话的姚处长提到过，并质疑说，这也是违规，不过却是可抓可不抓。
但姚处长认为，长沙分行选择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是一次低调温和的处理，给胡远志留有了余地，长沙分行不想将此事弄得过于激烈。在谈话中，姚处长还以个人身份向当事人提出告诫，劝他在寻求解决途径时要慎重和三思，否则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
第二次失业
解职之后，胡远志调回之前的单位湘计算机。2005年交通银行于香港H股上市。胡远志称，那时候他忽然明白了，长沙分行将5亿呆账记为“关注类”贷款，隐瞒巨额坏账，上市报表上相应虚增了5亿利润。如果不这样做，“交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就会提高，对上市工作会造成一定影响”。
此后，胡远志相继给香港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出检举函，他甚至还找到香港立法会，但至今未有结果。2007年，交通银行又在上海A股上市，胡远志致函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回信说，他们已经接到他的检举。此外，再无任何音讯。
4年以来，胡远志一直没有停止过此类检举。他说，上市公司应该严格遵守会计制度和准则，交通银行当年上市的时候说自己的不良资产率只有2%，因此投资者才会去关注和购买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段时间，胡远志经常去找长沙分行理论。2006年11月，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的领导曾与多方奔走的胡远志坐到一起，双方就胡远志能否停止举报进行过磋商。那一次，长沙分行现任行长唐玲、纪检书记黄志军共同与胡远志见了面。
长沙分行要求胡远志立即停止四处检举活动。胡远志随即于席间提议，作为交换，交行应该重新调查电脑程序一案，如系陷害则需要平反。长沙分行的人士告诉记者，胡远志想要重新回到长沙分行工作。长沙分行方面只表示会给予相应补偿，重新进行调查和平反则办不到。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胡远志依然一门心思继续举报，直到第二次失业，他也没有停下来。
2007年3月，已由“湘计算机”更名为“长城信息”的所在单位几位主管找到胡远志，双方进行了一番谈话。胡远志说，一位人事主管当时称，自从胡远志由交通银行回到湘计算机之后，银行内相当层次的领导对此耿耿于怀，以至影响到专做银行业务的湘计算机的经营业务，为此还“丢了单子”。会谈之后，长城信息发出一纸通知，解除了与胡远志的劳动关系。
时至今日，胡远志说，导致他两次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发现了坏账，并要履行稽核职能所致。他说，“我很困惑”，如果当时不让自己写稽核报告，只要相关领导知会一声，他是不会写的。
而另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是，胡远志所说的参与过5亿坏账查账工作的电脑处原处长陈华和职员陈登宏，仍安然在交行工作，没有失业。
“坏账”成谜
就胡远志坚持检举的假账以及危害程序问题，交通银行长沙分行方面也进行了回应。6月3日，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纪检书记黄志军、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监察室处长姜铁军以及一位负责记录谈话的办公室事务秘书在纪检书记办公室与记者见面。前二位都是长沙分行负责或参与胡远志问题处置的当事人。
黄志军没有否认胡远志检举内容。他介绍说，作为稽核人员的胡远志，在一次对基层支行的例行工作检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他旋即向记者解释，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银行业主体的经营秩序都是比较混乱的，“像我们一个支行的行长或信贷员，他都可以放贷100万、1000万。这是当时的情况，对于资金管理没有特别严密的制度和程序”。
黄志军说，当胡远志发现那5亿不良资产后，就到处投诉，指称交通银行造假上市。这位纪检书记以自己的党性向记者表示，假如这些问题果真属实，是要处理人的。因此，当胡远志将此事投诉到任一部门，都有引起了高度重视。
据他说，对于长沙分行，上至国家审计部门，下至湖南当地的审计部门，特别是交通银行总行，均进行了严格的审计和检查，最终形成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个正确的结论即：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的这5亿不良资产符合国家当时的处置政策，是正当的。
交通银行长沙分行是如何正当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的？对此，声称对金融业务不太懂的黄志军语焉不详。他说，1990年代，鉴于银行业主体内部经营的混乱导致不良资产率大增，政府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代表政府专司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处置。胡远志看到的那些不良资产，实际上即属于交行长沙分行经过严格审计和认定后交付资产公司处置的不良资产。
监察处长姜铁军则告诉记者，当时适逢交通银行上市，可以将不良资产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这正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大好时机。她问道，“我们当时能够将不良资产、将自己的损失打包出去，为什么还要将他们挂在贷款关注账目里呢？”
交行长沙分行方面并未就胡远志指称的那5亿元应被记入“损失”类贷款序列的坏账何以会被记入“关注”类贷款目录向记者作出澄清。问题恰恰就在于，自中央银行全面推行五级贷款分类制度以来，只有被记入“次级、可疑、损失”三级目录的贷款才能被划入不良资产之列，并自后期利润之中计提相应拨备予以核销或整体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外包。
银行业界人士告诉记者，“正常”和“关注”类贷款并不属于不良资产之列，也即无法当作不良资产对等待，更妄谈被打包剥离给资产公司处置。循此惯例，5亿本应记入损失类的贷款若被置于关注类贷款名下，是不可能被剥离出去的。
当记者就“关注”类贷款能否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等问题重复提请解释时，黄志军只告诉记者，贷款分五级，是不断在变化的。他举例说，当年有很多单位通过可靠途径取得银行的贷款，之后将这些钱投入到南方省份炒作房地产，由于后来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这笔钱便无法收回，此类银行的损失缘于大的政策环境使然。因而，贷款“首先是正常的，然后就变成了‘关注’，‘关注’再步步往后变化”。
他还向记者表示，他只知道，长沙分行的处置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事给出过结论，不需要哪一个部门重新调查。
长沙分行办公室一位人士也告诉记者，2004年长沙分行的不良资产都已经打包出去。假如当时这些账目确实存在问题，“交通银行总行会允许我们打包吗？”
在前往长沙分行采访之前，记者亦曾联系到另一位当事人陈华。在那里记者得到另一番答复。内容来自理财大学kblcw.com。
“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肯定没有，真的没有”，被指称曾参与过查账工作的电脑处原处长陈华回答记者问询时，语气非常坚定。她对两方面的情况均予以否认：一，她否认曾参与过查处假账的事情，表示那是分行风险控制部的职能；二，她强调，不存在5亿假账。
恩怨末了
6月3日，黄志军称，对于胡远志违规、违纪问题的处理，中央、省、市的纪检部门都是有结论的，也都是认可长沙分行的处置的。他重申，就胡远志曾在长沙分行编写过的计算机危害程序一事，有关部门也予以了调查和认定。
黄志军说，胡远志编写的那种程序，具体危害之处在于可以自由窃取客户账户内的资金，“比如你在银行账户里存了一万元，我的账户内有二万，我这两万可以打到你的账户上去，你的一万也可以拿到我的账户上来。他比我们行长的权力都大”。
黄志军由此向记者总结说，胡远志编写的这种程序，严重威胁到银行的经营安全，“当然，只有这种危害，没有造成这种后果。”
而2004年8月间交行总行监察室的姚处长代表总行向业已被解除劳动关系的胡远志宣读的一份书面调查结论，则作了不同的说明，长沙分行邀请了有关部门的计算机信息安全处协助调查，认定胡远志使用的计算机内存在不明程序，但该份结论对于此一不明程序可能存在的危害属性未置一词，此外，调查结论还称，胡远志存在非法登陆和非法操作核心主机的嫌疑。
胡远志说，对于交行的指证他感到很无奈，因为除了对日常业务进行稽核，稽核部门还被赋予另一重要任务，即负责定期将洗钱嫌疑账户报告人民银行，每个月他们都有要将银行户头内那些超过一定存储额的账户过滤出来。这项管理事务不好交电脑处执行，只能由稽查核部门负责。如果当时他没有合法的身份登陆主机，就根本无法履行这一职责。
目前，胡远志仍未放弃他的检举。只是，事情最终会以何种形式收尾，尚未可知。
《南风窗》报猛料 交通银行伪造报表上市 欺诈股民(转载)
交通银行5亿“贷款门”
（南风窗杂志2008年第13期 记者章剑峰 发自长沙、北京）
曾在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稽核处任职的软件高级工程师胡远志4年来遭遇两次失业，目前唯一的“工作”就是继续举报。他认为自己曾发现交通银行逾5亿的“不良贷款”，而银行方面称，解雇他的理由是擅自编写和使用危害程序。
现年41岁的胡远志目前失业在家，每月领取500元失业保险金的生活已有一年。
这已是他的第二次失业。第一次失业是在2006年6月16日。那一天，交通银行长沙分行做出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理由是他“擅自编写、使用对银行计算机信息系统产生重大危害的程序，违反了国家和交通银行有关计算机安全的规定”。
4年以来，胡远志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指控”。他说，令自己遭到解雇的根本动因不在于此，仅仅只是某些当事人意图掩盖真相的一种说辞，而这个真相，就是他在职期间偶然发现的数笔逾5亿且处置明显失当的“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暴露？
胡远志是一名计算机软件高级工程师，1980年代在湖南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湘计算机）从事银行计算机业务系统的开发与销售工作。1996年，经供职于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电脑处的同学陈华介绍，胡远志得以调入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电脑处任职，负责该行内部的计算机业务系统管理和维护。
2003年，该行稽核处设立电脑专职稽核岗位，胡远志获得了调入机会。当年9月，交通银行总行对新稽核人员进行专门的电脑稽核业务培训，预备调入稽核岗、人事关系尚在电脑处的胡远志也参加了此项培训。
胡远志告诉记者，在培训中参与讨论如何防止电脑技术人员利用管理银行计算机系统之便擅自编写恶意程序之后，他回到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立即着手编写了一个监控程序，“想在长沙分行试用一下，然后提交总行”。
胡远志说，就编写这个后来被银行方面认定为有害的程序一事，他曾向当时的直接主管作过汇报，认为银行业务每一笔都可以做到有据可查，但当时电脑处的管理非常混乱，进出数据库几乎不受约束，谁都能在主机里修改资料，因此有必要进行监控。胡远志说，当时的主管对此未置可否。
2004年3月，已由电脑处调入稽核处的胡远志正式履行稽核职能，随同稽核处长刘立新、科长李银屏到下属湘雅路支行进行常规账目稽核。胡远志说，他们当时发现两笔逾6年之久的呆账被记到“关注类”贷款之中，后被证实是记错的不能收回的坏账。胡远志编写了稽核报告，将此事上报分行领导。此后，受稽核处领导指示，胡远志找到电脑处长陈华、职员陈登宏二人，全面清查分行内部可能存在的此类“问题账目”。2004年4月19日，3人一共查出超过5亿、200多户、80%已经逾期5年以上的同类型账目，并将这些账目明细（包括账号、户名、金额、逾期时间）打印齐备交与稽核处领导。
胡远志说，检索出来的这些账目是已经严重逾期、无法收回的呆滞呆账，应该按规定如期计入“损失类”贷款目录并予以核销，但检索结果显示，这些账目当时均被记入“关注类”贷款序列。
此后，他向交通银行总行提出申诉。8月，交通银行总行委派了一位姚姓监察处长找胡远志谈话。胡远志约了一位律师，让其在交行谈话时在胡远志家等候。姚处长向胡远志宣读了一份由长沙分行邀请有关部门介入之后的调查材料，认定胡远志存在非法登陆主机的嫌疑。
在那次谈话中，胡远志申辩称，电脑处工作人员编写程序从来就不需要请示和汇报，连基本程序都不要走，往往是想编写就编写，编写完毕就上线。而且任何人想上主机随便都可以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报告。胡远志认为，如果当时管理规范，事事需要走程序，做到有据可查，他也就没有必要再编写监视程序。
胡远志当时还说，长沙分行还出现过一种叫“反推密码”的内部应用程序。常人的理解是，账户密码一般只有设定它的账户主人才知道，银行通常是无法得知的。但胡远志说，银行不可能不知道属于他人的账户密码。还在长沙分行任职时，他的一位同事就编写了这种“反推密码”程序。很多账户的密码轻而易举就可以反推出来。
这种程序也未经过任何登记，与胡本人编写的程序一样。当时胡远志将这种情况向与他谈话的姚处长提到过，并质疑说，这也是违规，不过却是可抓可不抓。
但姚处长认为，长沙分行选择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是一次低调温和的处理，给胡远志留有了余地，长沙分行不想将此事弄得过于激烈。在谈话中，姚处长还以个人身份向当事人提出告诫，劝他在寻求解决途径时要慎重和三思，否则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
第二次失业
解职之后，胡远志调回之前的单位湘计算机。2005年交通银行于香港H股上市。胡远志称，那时候他忽然明白了，长沙分行将5亿呆账记为“关注类”贷款，隐瞒巨额坏账，上市报表上相应虚增了5亿利润。如果不这样做，“交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就会提高，对上市工作会造成一定影响”。
此后，胡远志相继给香港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出检举函，他甚至还找到香港立法会，但至今未有结果。2007年，交通银行又在上海A股上市，胡远志致函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回信说，他们已经接到他的检举。此外，再无任何音讯。
4年以来，胡远志一直没有停止过此类检举。他说，上市公司应该严格遵守会计制度和准则，交通银行当年上市的时候说自己的不良资产率只有2%，因此投资者才会去关注和购买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段时间，胡远志经常去找长沙分行理论。2006年11月，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的领导曾与多方奔走的胡远志坐到一起，双方就胡远志能否停止举报进行过磋商。那一次，长沙分行现任行长唐玲、纪检书记黄志军共同与胡远志见了面。
长沙分行要求胡远志立即停止四处检举活动。胡远志随即于席间提议，作为交换，交行应该重新调查电脑程序一案，如系陷害则需要平反。长沙分行的人士告诉记者，胡远志想要重新回到长沙分行工作。长沙分行方面只表示会给予相应补偿，重新进行调查和平反则办不到。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胡远志依然一门心思继续举报，直到第二次失业，他也没有停下来。
2007年3月，已由“湘计算机”更名为“长城信息”的所在单位几位主管找到胡远志，双方进行了一番谈话。胡远志说，一位人事主管当时称，自从胡远志由交通银行回到湘计算机之后，银行内相当层次的领导对此耿耿于怀，以至影响到专做银行业务的湘计算机的经营业务，为此还“丢了单子”。会谈之后，长城信息发出一纸通知，解除了与胡远志的劳动关系。
时至今日，胡远志说，导致他两次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发现了坏账，并要履行稽核职能所致。他说，“我很困惑”，如果当时不让自己写稽核报告，只要相关领导知会一声，他是不会写的。
而另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是，胡远志所说的参与过5亿坏账查账工作的电脑处原处长陈华和职员陈登宏，仍安然在交行工作，没有失业。
“坏账”成谜
就胡远志坚持检举的假账以及危害程序问题，交通银行长沙分行方面也进行了回应。6月3日，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纪检书记黄志军、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监察室处长姜铁军以及一位负责记录谈话的办公室事务秘书在纪检书记办公室与记者见面。前二位都是长沙分行负责或参与胡远志问题处置的当事人。
黄志军没有否认胡远志检举内容。他介绍说，作为稽核人员的胡远志，在一次对基层支行的例行工作检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他旋即向记者解释，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银行业主体的经营秩序都是比较混乱的，“像我们一个支行的行长或信贷员，他都可以放贷100万、1000万。这是当时的情况，对于资金管理没有特别严密的制度和程序”。
黄志军说，当胡远志发现那5亿不良资产后，就到处投诉，指称交通银行造假上市。这位纪检书记以自己的党性向记者表示，假如这些问题果真属实，是要处理人的。因此，当胡远志将此事投诉到任一部门，都有引起了高度重视。
据他说，对于长沙分行，上至国家审计部门，下至湖南当地的审计部门，特别是交通银行总行，均进行了严格的审计和检查，最终形成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个正确的结论即：交通银行长沙分行的这5亿不良资产符合国家当时的处置政策，是正当的。
交通银行长沙分行是如何正当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的？对此，声称对金融业务不太懂的黄志军语焉不详。他说，1990年代，鉴于银行业主体内部经营的混乱导致不良资产率大增，政府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代表政府专司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处置。胡远志看到的那些不良资产，实际上即属于交行长沙分行经过严格审计和认定后交付资产公司处置的不良资产。
监察处长姜铁军则告诉记者，当时适逢交通银行上市，可以将不良资产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这正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大好时机。她问道，“我们当时能够将不良资产、将自己的损失打包出去，为什么还要将他们挂在贷款关注账目里呢？”
交行长沙分行方面并未就胡远志指称的那5亿元应被记入“损失”类贷款序列的坏账何以会被记入“关注”类贷款目录向记者作出澄清。问题恰恰就在于，自中央银行全面推行五级贷款分类制度以来，只有被记入“次级、可疑、损失”三级目录的贷款才能被划入不良资产之列，并自后期利润之中计提相应拨备予以核销或整体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外包。
银行业界人士告诉记者，“正常”和“关注”类贷款并不属于不良资产之列，也即无法当作不良资产对等待，更妄谈被打包剥离给资产公司处置。循此惯例，5亿本应记入损失类的贷款若被置于关注类贷款名下，是不可能被剥离出去的。
当记者就“关注”类贷款能否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等问题重复提请解释时，黄志军只告诉记者，贷款分五级，是不断在变化的。他举例说，当年有很多单位通过可靠途径取得银行的贷款，之后将这些钱投入到南方省份炒作房地产，由于后来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这笔钱便无法收回，此类银行的损失缘于大的政策环境使然。因而，贷款“首先是正常的，然后就变成了‘关注’，‘关注’再步步往后变化”。
他还向记者表示，他只知道，长沙分行的处置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事给出过结论，不需要哪一个部门重新调查。
长沙分行办公室一位人士也告诉记者，2004年长沙分行的不良资产都已经打包出去。假如当时这些账目确实存在问题，“交通银行总行会允许我们打包吗？”
在前往长沙分行采访之前，记者亦曾联系到另一位当事人陈华。在那里记者得到另一番答复。内容来自理财大学kblcw.com。
“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肯定没有，真的没有”，被指称曾参与过查账工作的电脑处原处长陈华回答记者问询时，语气非常坚定。她对两方面的情况均予以否认：一，她否认曾参与过查处假账的事情，表示那是分行风险控制部的职能；二，她强调，不存在5亿假账。
恩怨末了
6月3日，黄志军称，对于胡远志违规、违纪问题的处理，中央、省、市的纪检部门都是有结论的，也都是认可长沙分行的处置的。他重申，就胡远志曾在长沙分行编写过的计算机危害程序一事，有关部门也予以了调查和认定。
黄志军说，胡远志编写的那种程序，具体危害之处在于可以自由窃取客户账户内的资金，“比如你在银行账户里存了一万元，我的账户内有二万，我这两万可以打到你的账户上去，你的一万也可以拿到我的账户上来。他比我们行长的权力都大”。
黄志军由此向记者总结说，胡远志编写的这种程序，严重威胁到银行的经营安全，“当然，只有这种危害，没有造成这种后果。”
而2004年8月间交行总行监察室的姚处长代表总行向业已被解除劳动关系的胡远志宣读的一份书面调查结论，则作了不同的说明，长沙分行邀请了有关部门的计算机信息安全处协助调查，认定胡远志使用的计算机内存在不明程序，但该份结论对于此一不明程序可能存在的危害属性未置一词，此外，调查结论还称，胡远志存在非法登陆和非法操作核心主机的嫌疑。
胡远志说，对于交行的指证他感到很无奈，因为除了对日常业务进行稽核，稽核部门还被赋予另一重要任务，即负责定期将洗钱嫌疑账户报告人民银行，每个月他们都有要将银行户头内那些超过一定存储额的账户过滤出来。这项管理事务不好交电脑处执行，只能由稽查核部门负责。如果当时他没有合法的身份登陆主机，就根本无法履行这一职责。
目前，胡远志仍未放弃他的检举。只是，事情最终会以何种形式收尾，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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