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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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596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78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 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  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额角上就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所以必须在一切地方尽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不择手段地骗取那些和本国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把侥幸得来的金钱牢牢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  如果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就会葬送商业。因此，人们便开始越出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却会不断增殖。于是，各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友好起来。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币当做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回来，并且他们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要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给乙就行了。  重商主义的学说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商业的贪婪性已多少被掩盖起来；各国开始逐渐接近，开始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彼此进行贸易，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竭力互献殷勤，彼此效劳。    597  --------------------------------------------   
但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当时总由商业竞争所引起的战争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这种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可图，他们便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来把它们订成。  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学说的中心。正因为人们始终固执地相信金银就是财富，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有利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就拿输出和输入来比较。如果是出超，那末他们就认为这个差额会以现金的形式回到本国，而这个差额也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额。因而经济学家的手腕就是要设法使输出和输入到每年年底有一个顺差。就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成千上万的人都做了牺牲品。商业也有它的十字军远征和宗教裁判所。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都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是这样，它未能克服对立。依然到处都是这些前提；唯物主义不干预基督教轻视人类和侮辱人类的现象，它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政治学没有想到去研究国家的各个前提；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半是进步的；它不得不背弃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带上了博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转而垂青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学说的血腥恐怖表  
  598  --------------------------------------------  示衷心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所有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这些前提马上又显身手了，它们创造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对抗这种伪善的博爱，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它玷污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词；这些前提创造了并发展了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179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可是，难道说亚当·斯密的学说不是一个进步吗？当然是进步，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必须摧毁重商主义学说、它的垄断以及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斗争，就必须使所有这些地方的和民族的打算退居次要的地位；必须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经验主义的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它具有一种理论也对后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必须通过企图否认旧政治经济学的不道德和因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即伪善而使这种不道德达到极点。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乐于承认，仅仅由于论证并实现了贸易自由，我们才有可能超出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的防伪，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有权指出，这种贸易自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微不组道的。  我们所要批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越严厉。因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原理只不过是一些片断的东西，而在最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    599  --------------------------------------------  一套完整的学说；一切结论都已经做出来了，各种矛盾都表现得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却没有去追究各个前提，还总是为了整个学说负担着责任。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提高一步。所以李嘉图的罪过就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做出正确的评价，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并且还有重商主义的各个前提拖累着它。只有超出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批判这两种学说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类的一般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学说指出它们的真正地位。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贸易自由的捍卫者原来是一些比旧时的重商主义者更为恶劣的垄断者。那时大家就会明白，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原来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虽然混乱，但是和他们的反对者所捏造的逻辑比较起来还是单纯的、有连贯性的；这两派中任何一派都不再可能只责备对方而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责备。所以最新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但是我们却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不彻底的暧昧不明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重新分解为它基本组成部分。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要进步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不造成垄断的恢复，就要造成私有制的消灭。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政治经济学确实包含着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没有成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由此可见，在问题涉及寻求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纯经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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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正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支持的人争论，而不是和反对私有制的人争论，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从经济观点出发也能够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  因此，我们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就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制度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做出结论。   ---------   “国民财富”一词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竭力概括才初次出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必须完全抛弃这个用语或采取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   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生活必须品，亦即买和卖。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和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商人收入的直接源泉；这就是说，每个人必然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所以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在利害关系上总是绝对彼此对立的；这种冲突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因为各人都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该商品的价格的东西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在商业中是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601  --------------------------------------------  的，并且也同样允许给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来没有的特点。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  重商主义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种纯朴的旧教三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它多么公开地暴露自己卑鄙的贪婪。18世纪各国间的相互敌视、可憎的嫉妒以及商业竞争都是贸易的必然结果。社会舆论既然还没有用人道粉饰起来，那么，它为什么要掩饰直接从商业本身的非人道的和充满敌意的本质中所产生的现象呢？  但是，当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亚当·斯密快要开始批判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就大大地改变了。时代变得人道些了，理性得势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永远的权利了。强迫订立的通商条约、商业战争、各民族间的严重的孤立状态开始和前进了的意识异常激烈地冲突起来。新教的伪善代替了旧教的坦率。亚当·斯密证明了商业的本质中就有人道的基础，商业不应当“是纠纷和敌视的最丰富的源泉”，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参看“原富”第四卷第二节）；因为就事物本性而言，总的说来商业对它的一切参加者都是有利的。  亚当·斯密颂扬商业，说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对道德和人性也表示过应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样的表示啊！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变成了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人道些了；当商业上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阶段转变成重商主义学说时，商业也变得人道些了。现在连这种学说本身也变得人道些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以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商业的人道就在于此，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所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去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慢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婪；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待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的对立这种意识出发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  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敌对关系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的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的野兽又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前进一步（即使家庭解体）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于是它自己的心爱的发明即工厂制度就来帮助它达到这个目的。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财产的家庭共有制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英国这种家庭共有制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一到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小客栈，交给父母一定的缮宿费。这种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可是，难道还可能不这样吗？从贸易自由学说的基础即利益的彼此隔绝中还能产生出什么别的结果呢？一个原则一旦被运用起来，它的一切的结果就都会贯串着这一原则，不管这是否符合经济学家的心意。  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整个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已。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这个范畴和其他一切范畴的问题，在新旧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因为直接热中于发财的垄断主义的信徒没有时间来研究各种范畴。所有这类问题的争论都是从最新的经济学家开始的。  运用对立性的经济学家自然要同双重的价值即抽象（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打交道。关于实际价值的本质，英国人和法国人萨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生产费用表示实际价值，后者则断言实际价值要靠物品的效用来测定。这个争论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这些经济学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这样，英国人（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就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请注意，是
抽象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不是exchanggeable value[交换价值]，不是商业价值；至于商业价值，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生产费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呢？因为--请注意听！--在普通情况下，如果竞争放在一边，那谁也不会把物品卖得比它的生产费用还低。谁也不会这样卖吗？既然这里讲得不是商业价值，那么，我们谈“出卖”干什么呢？一谈到“出卖”，我们决定不谈的商业就重新立刻出现了，而且它还是这样一种商业！一种不把主要的东西即竞争考虑在内的商业！起初我们有抽象价值，现在我们又有了抽象商业，一种没有竞争的商业，这就等于有人而没有身体，有思想而没有产生思想的脑子。一旦竞争被放在一边，也就没有任何保证使生产者恰恰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出卖商品，难道经济学家连这一点都没有想到吗？多么混乱啊！  还不仅如此！我们就暂且假定，一切都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假定某人花了大量的劳动和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要按照生产费用来计算吗？经济学家回答说，决没有这样的事，谁愿意买这种东西呢？于是我们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臭名远扬的效用论，而且还碰到了随着“购买”而来的竞争。这样就形成了尴尬的场面，经济学家一刻也不能忠实于他的抽象了。不仅他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论也都时时刻刻地扰乱着他的清思。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不实际的东西。  我们再一次暂且假定经济学家是对的，但是他如果不把竞争考虑在内，他又怎样来确定生产费用呢?

我们研究一下生产费用，就可以看出，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这里又一次暴露了经济学家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萨伊的学说，那我们也会发现同样抽象的东西。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彷徨的时候是不能确定的。根据这种理论，生活必需品较之奢侈品应该具有更大的价值。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是唯一比较客观地、似乎一般能决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然而正是竞争被搁在一边了。但是，只要承认竞争关系，生产费用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生，因为谁也不会把他的产品卖得比它的生产成本还低。因此，不管愿意与否，在这里对立的一面就要转化为对立的另一面。  让我们设法来澄清这种混乱状态吧。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是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伤。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然而目前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看到，价值这个概念被强行分割开了，它的每一方面都在叫嚷着说自己是这一概念的整体。一开始就被竞争所歪曲的生产费用，应该起价值本身的作用；纯主观 的效用也应该起同样的作用，因为目前不可能有第二种效用。要帮助这两个跛脚的定义站住脚，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把竞争考虑在内；而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当英国人谈论生产费用时，竞争代替了效用，而当萨伊谈论效用时，竞争却带来了生产费用。但是，竞争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效用和什么样的生产费用！它带来的效用要取决于时机、时尚和富人的癖好，它带来的生产费用则随着供和求的偶然的对比关系而上下波动。 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的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所谓的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如果经济学家是诚实的，他也许就会把等价物一词当做“商业价值”来使用。但是为了商业的不道德不至于太刺眼，经济学家总得要保留一点价格和价值这些联系的样子。说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来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纯经验的规律；他发现这个规律后，就把他的实际价值抽象化了，就是说，把在竞争关系均衡、供求平衡的时候所确定的价格抽象化了。这样以来，剩下的自然只有生产费用，经济学家就把它叫做实际价值，其实我们这里涉及的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而已。但是整个政治经济学从此就被弄得本末倒置了：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源泉的价值倒要从属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黑白构成了抽象的本质。关于这点，请参看费尔巴哈的著作
据经济学家所说，商品的生产费用是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的：生产原料所必须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但是人们立刻就发现，资本和劳动是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方面--劳动。劳动包括资本，此外还包括经济学家像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发明的精神和经济学家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一切发明没有他的参与就不会落到他手里吗？有哪一件发明曾经使他花费过什么？因此，他在计算生产费用时为什么要为这些发明操心呢？在他看来，财富的条件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除此而外，他什么也不需要。科学是与他无关的。尽管科学通过贝尔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产都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这和他又有什么相干呢？他不懂得重视这些东西，科学的成就越出了他的计算范围。但是在一个超越利益分裂（正如同在经济学家那里利益是分裂的一样）的合理制度下，精神要素当然就会列入生产要素中，并且会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满意地看到科学领域中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了报偿，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个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的代价还要多。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现在我们可以回来谈谈经济学家和他的生产费用。经济学家说：凡是不能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值。这个论点容后再详细研究。我们说：凡是不能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格。这个论点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而言是正确的。如果土地能像空气一样容易得到，那末谁也不会付地租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而且在每一个场合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因此，要使用一块被占有的亦即被垄断的土地，就得缴纳地租或者按照售价把它买下来。这样说明了土地价值的来源以后，再听到经济学家说什么地租是生息的土地和收入只能抵偿耕种时所花劳动的、最坏的土地两者的收益的差额，那就会觉得很奇怪。大家知道，李嘉图首先充分加以发挥的地租定义就是这样。如果需求一减少，马上就影响到地租，并且立刻就使相当数量的最劣等的耕地停止耕种，那末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定义是有缺陷的；况且这个定义没有包含地租产生的原因，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个定义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反谷物法同盟盟员托·培·汤普逊上校在反对这个定义时又把亚当·斯密的定义搬了出来，并且还加以论证。据他说，地租是想要使用土地的人们的竞争和现有土地的有限数量之间的关系。这至少又回到地租产生的问题上来了；但是，这个解释没有包含土壤肥沃程度的差别，正如上述的定义忽略了竞争一样。  这样一来，同一个对象又有了两个片面的因而是残缺不全的定义。正如研究价值这个概念时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把这两个定义联系起来，以便得出一个正确的、来自事物本身的发展的、因而包括了实践中一切情况的定义。地租是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即自然方面（这个方面又包括自然属性和人的加工，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让经济学家对这个“定义”摇头吧；当他们知道这个定义包括了有关这件事情的 一切时，他们就会吓得目瞪口呆的。 地主无论如何不能责备商人。  他靠垄断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来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他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和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泉源以进行掠夺。他也靠出租土地、靠最终占有他的佃户的种种改良的成果进行掠夺。大地主们日益富有的秘密就在于此。 地主发财的方式是掠夺，亦即人人都有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或不耕耘者就不应有收获，这两个公理并不是我们的主张。第一个公理没有包含抚育儿童的义务在内；第二个公理剥夺了每一代人的生存权利，因为每一代人都得继承前一代人的遗产。相反地，这些公理都是由私有制产生的结论。要末实现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结论，要末抛弃私有制这个前提。  甚至原始的土地占有，也是由于人们断言老早就存在过共同占有权，才被认为是正当的。所以，不管我们往哪里走，私有制总会把我们引到矛盾中去。  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把土地当做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那样不道德，只有自我买卖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原始的土地占有，少数人垄断土地，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切就不道德来说丝毫也不逊于后来的土地买卖。
如果我们在这里也撇开私有制不谈，那末地租就可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可以回到实质上是地租的基础的合理的观点上去。这时，以地租的形式脱离了土地的土地价值，就回到土地本身上来了。土地的价值是依据面积相等的土地在花费的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来计算的；这个价值在确定产品的价值时实际上应当算做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它像地租一样是生产能力对竞争的关系，但是这里说的是真正的竞争，是到时候就会展开的竞争。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和劳动本来是一个东西；其次，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议论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础、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离，立刻由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离，他只是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个定义中承认它们两者之间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这种分裂完成之后，资本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增殖，虽然实践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甚至利润也分裂为利息和利润本身。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达到了顶点。贷款生息，即不花劳动单凭贷款获得收入是不道德的，虽然这种不道德早就孕育在私有制中，但究竟太明显而且早已被毫无偏见的人民意识看穿了，而人民的意识在认识这类问题上通常总是正确的。这一切微妙的分裂现象，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裂和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它必然还会不断地加剧。但是资本脱离劳动，和我们研究过的土地脱离资本和劳动一样，最终总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种量是无法比较的。土地出产原料，但其中并非没有资本和劳动；资本要以土地和劳动作前提，而劳动至少要以土地，甚至大多数场合还要以资本作前提。这三种要素的作用截然不同的，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在当前的条件下，要按这三种要素来分配收入，是找不到它们所固有的内在尺度的，于是问题只能靠一个完全外在的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地租本身就包含着竞争；资本的利润只有由竞争来决定，至于工资的情况怎样，我们立刻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不谈，那末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现象就不会存在。利息和利润的差别也会消失；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什么也不是。利润将起资本用来衡量生产费用的发麻的作用，它将成为资本所固有的部分，正如资本本身将还原为它和劳动的最初的统一体一样。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泉源”、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在经济学家看来它是无足轻重的。正如资本和劳动分裂开来一样，现在劳动也跟着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和劳动对立起来了，它和劳动分离开来，并且通常也是由竞争来决定，因为，如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转让出去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   我们知道，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爱抚着她，但是请看，在这里出现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美杜莎①的怪脸。  私有制最初的结果就是生产分为两个对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分为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其次，我们还看到，人的活动又怎样分成了劳动和资本，两个方面怎样彼此敌对着。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现在，我们还看到了私有制还使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分裂开来。一块土地和另一块土地对立着，一个资本和另一个资本对立着，一个劳动力和另一个劳动力对立着。换句话说，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  -----   竞争对立面就是垄断。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杀时的吼叫。不难看出，这个对立面也空洞无物的东西。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地主，都必然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每一小群竞争者都必然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竞争建立在利害关系上，而利害关系又引起垄断；简言之，即竞争转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正如禁止输入或高额关税直接引起走私的竞争一样。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仡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社会的利益则是要使每个人所站有的都相等。所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想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社会本身因垄断而遭受损失，因此必须消灭垄断。此外，竞争是以垄断  ，即财产的垄断为前提的（这里又暴露了自由主义者的虚伪），只要财产的垄断存在一天，垄断权也和它一样是正当的，因为既然存在着垄断，垄断就是财产所有权。可见，攻击小垄断，保留根本的垄断，这是多么可怜的不彻底呵！前面我们已经谈过，经济学家认为，一切不能作为垄断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因此，一切不能让人垄断的东西都不可能卷入这个竞争的斗争；如果我们再把经济学家的这个论点引到这里来，那末我们的论断--竞争以垄断为前提，就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了。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供应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刚好满足过需求；供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远不相适应的，因为在人类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应究竟有多大。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这个规律永远起着调节作用，它能使在这里失去的又会在那里得到补偿，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不可能把它看个够，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要细细地看它。 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棋年发生一次。近八十年来，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参见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211页180）。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用经济学家所用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末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至于价值就更不用说了。看来非常重视价值的、并以货币的形式把价值抽象形态转化为一种特殊存在 物的制度，本身就在通过竞争破坏着物品所固有的一切内在的价值，并且在每时每刻地改变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基于道德准则的交换呢？在这种涨落不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例如纽约的大火灾；但是，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的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人类一起降为满足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婪的工具。要是正直“可靠的”商人不在交易所中的赌博上弄虚作假，那我就要感谢上帝了„„这种商人和证券投机者一样可恶，他也同他们一样地投机倒把，他必须投机倒把（竞争迫使他这样做），因而他的买卖也和证券投机者的勾当一样不道德。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合理的社会冀的生产力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请读者读一读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同时也读一读傅立叶的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之间的竞争，即资本与资本相竞争、劳动与劳动相竞争等等，就会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并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傅立叶一人作过一些说明的竞赛，将随着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灭而被限制在它所特有的合理的范围内。

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之间的斗争，使生产陷于热病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拼命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抵挡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率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竭力工作，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面这样过渡紧张，结果他方面必然削弱。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无以为生，人们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长时期来英国就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处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摇摆得更加厉害（这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那末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从来就不能够理解这种怪诞现象；他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就编造了一套人人口论，这种理论和贫富并存的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是竞争的自然结果，因为不这样他的学说就会全部垮台。  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阐明。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181）,“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就能够使粮食生产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竞争自由发展下去，生产能力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起作用。一部分土地在实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8000万英亩好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而另一部分却无事可干，无工可做，活活饿死。这种对立情况也可能不同时出现：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处是一片忙碌景象，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容，工人干得筋疲力尽；而明天停滞到来了，农业得不偿失，大片土地荒芜了，资本在运动得最紧张的时候突然停顿下来，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当年因财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  经济学家不能承认情况这样发展是合理的，否则他就得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放弃自己的全部竞争学说，就得承认自己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是完全荒谬的。但是事实本身是无法否
认的，所以为了使这种事实符合理论起见，就发明了人口论。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随着生产的增加，人口也同样地增加，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它所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一切贫穷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这样做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空隙，这个空隙等余下的人口一增长马上又会被填满，于是以前贫穷状况又重新到来。据说在任何条件下--不仅在文明的状态下，而且在自然的状态下--都是如此；新荷兰①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个野蛮人，但是那里也和英国一样，深感人口过剩的痛苦。简言之，要是我们愿意彻底一些，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正因为穷人过多，所以，除了尽量减轻他们在饿死过程中的痛苦并使他们相信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整个阶级的唯一出路就是尽量减少生于，此外就不应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要是这样做没有什么结果，那末至少应当像“马尔库斯”182所建议的那样（按照他的建议，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小孩，超过这个限额的孩子就应当用无痛苦的办法杀死）建立一个国家机关，以便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赈济穷人被认为是罪过，因为这样会加强过剩人口的增长；但是，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贫所变为惩治所（如英国“自由派的”新济贫法183所做的那样）却算是极其有益的事情。的确，这种理论很不符合圣经上关于上帝及其创造完美无缺的教益，但是“把圣经拿来和事实相对抗的反驳，那才是最拙劣的反驳！” 我是否还需要更详尽地阐述这种卑鄙下流的学说，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额度的污蔑，并追究其进一步的结论呢？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一切战争和垄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同这种理论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自由派的贸易自由学说的柱石，这个柱石一倒，整个大厦就会垮台，因为竞争在这里既然已经证明是贫困、穷苦、罪恶的原因，那末谁还胆敢为竞争辩护呢？  艾利生在上述著作中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因为他诉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马尔萨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不他本人消费所需要的更多的产品。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殖，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则成长中的一代依靠什么来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他最后也得出了同马尔萨斯一样的结论。固然他证明了马尔萨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是他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  要是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他就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开始写人口论时起，一切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事实就是如此，马尔萨斯正应当把这些事实，全部加以研究，而研究这些事实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抓住了一个事实，二不理睬其他事实，因而他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生出来，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仍然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同样要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影响，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尔萨斯的功绩。然而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
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这里又暴露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矛盾。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他所理解的消费只是人为的消费。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真正的需求者，真正的消费者。但是，如果事实是每一个成年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他自己所能消费的要多，事实是小孩像树木一样能够绰绰有余地偿还花在他身上的费用（难道这不是事实？），那就应该承认，每一个工人必然能够生产出远比他自己的需要还要多的东西，因此，社会一定会乐意供给他所必须的一切；同时也应该承认，大家庭应当是极受社会欢迎的礼物。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粗鲁地看问题，所以除了用可以捉摸的现金来支付的东西以外，他就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等价物。他已经深深地陷入对立之中，连最触目的事实也像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不能使他有所感触。  我们只是在用取消矛盾的方法来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处于对立状态的各个方面的利益能够融合起来，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的对立就会消失，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饿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宗教中一切奇迹的综合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不会存在，哪种认为土地不能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不攻自破。这种简介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英明卓绝的表现，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这一看法，我可以在每一个原理和每一个范畴中加以证明，这个工作到时候我会做的；马尔萨斯的理论只不过是认为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并因此使而者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而已。我想，这个早在宗教领域内同宗教一起被揭露了的矛盾者毫无根据，我也在经济领域中指出了；同时怎么能够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除非经济学家使这种解释符合理性和事实，那我就不会认为这种辩护士是够格的。  可是，马尔萨斯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本能，而马尔 萨斯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由于这个理论，我们开始明白人类极度堕落的情况，才了解这种堕落是和竞争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与需求；它指出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了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 为了证明对人口过剩的普遍存在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让我们再回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马尔 萨斯的整个学说是建筑在下面这种计算上的：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2＋4＋8＋16＋30„„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则是按算术级数1＋2＝3＋4＋5＋6„„增加。差额是触目惊心的，但是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证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呢？我们可以假定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假定收获量并不是永远和花费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但是我们还有第三个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要素--科学，他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士失必河（蜜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依据”184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这样，竞争就使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对立起来，同样又使其中的每一个因素同其他的两个因素对立起来。实力最雄厚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为了预卜这个斗争的结局，我们就得研究一下参加斗争的各个方面的力量。首先，土地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依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所得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此外，在市场上较强的工人排挤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排挤较小的资本，大土地排挤小土地。实践证实了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大厂主和大商人播出小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土地占有者比只有一摩尔根土地的人占优势。其结果就是：在普通情况下，按照弱肉强食的道理，大资本家和大土地并吞小资本和小土地，就是说，产生了财产集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一般来说，大的财产不小的财产增长得更快，因为前者的占有费用只占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他同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任何地产的分割，任何偶然的资本的分裂，都无济于事，要是不采取全面改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起来以及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预防这个结果，那末这个结果就必然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  现代经济学家的主要口号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事情。垄断至少有使消费者也免受欺骗的意图，虽然它不可能实现这种意图。消灭垄断就会为欺骗敞开大门。你们说，竞争本身就是对付欺骗的办法，谁也不会去买怀的东西；但是这需要每个人都熟悉一切商品才行，而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正如许多商品的买卖所表明的，垄断是必要的。药房等等就必须有垄断权。最重要的商品即货币恰好最需要垄断。每当流通手段不再为国家所垄断的时候，这种手段就引起商业危机。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威德博士，也认为在这里实行垄断的必要。但是垄断也不能防止庸弊。随便你从哪一方面来看问题，每一方面的困难都不相上下。垄断引起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因此，二者都必须推翻，只有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则，才能消灭这些困难本身。  -----   竞争贯串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人们近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竞争是一部强大的机器，它已在促使我们的日益衰朽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的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紧张一次，同时就吞噬掉一部分日益衰弱的力量。竞争不但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凡是稍微熟悉犯罪统计的人都会看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流行的结果就是犯罪数量到处都在增加。我们能够相当精确地预计一 个大城市或者整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犯罪，以至凶杀、抢劫、偷窃等事件的数字，在英国就常常是这样。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它证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处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就会有其他的人来补充，正如人口一减少立刻就会有新来的人了补充一样；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犯罪威胁着惩罚手段，正如人口威胁着就业手段一样。别的且不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罪犯的惩罚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想请读者们判断一下。我认为这里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证明竞争已经扩展到了道德的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   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点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被用来反对劳动了。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哈格里沃斯、克伦普顿和阿克莱发明棉纺机尤其是如此。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现，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因而就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纺织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而引起的；这个发明使机器做的工作增加了一倍，从而减少了一半的手工劳动，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个发明破坏了工人对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和资本坚持作实力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第二卷185）。诚然，经济学家说，归根到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减低生产费用，因而能替产品开拓新的更广大的市场，这样，机器最终还能使失业工人得到工作。这完全正确，但是劳动力的生产是受竞争调节的，劳动力经常威胁着就业手段，因而在这些利益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在竞争者在等待着，于是有利的情况变成了泡影，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剥夺生活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却决不是虚构出来的，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发明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因而这种不利的情况将永远继续下去，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从事一小部分固定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  由于考察机器生产的影响，结果我就会转到另一个比较远的题目，即工厂制度上去；但是现在我既不想，也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题目。不过，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地分析这个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性，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们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的那种伪善186。

弗·恩格斯写于1843年底--1844年1月 按杂志原文刊印 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 原文是德文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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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rong 发表于 2014-11-5 15:33
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

我不明白，恩格斯批判了什么？所以，想以此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