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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同1945年的美国面临的环境和机遇窗口是类似的。
1、当时美国拥有全球的最多黄金储备，占当时西方世界黄金储备的50%，为法意德英日的4倍之多。而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2、当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二战中美国由中立到参战，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世界出口总值的三成。而中国现在也存在普遍的过剩产能，工业品产量严重过剩，PMI（采购经理指数）甚至连续几年负增长。中国急需经济结构转型。要知道，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较低，中国企业自身优势主要集中于低成本生产和运营。然而，低成本优势在全球化分工模式中的可发展空间逐渐收窄。
3、当时全球的环境是被战争重创的欧洲和亚洲两大完全瘫痪的经济体，特别是废墟上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即将获得独立的但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新兴民族国家区域。现在呢，则是在2008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的欧洲、基础设施陈旧的美国和明显减速的发展中经济体。
这正是此次APEC会议的重点，说白了，中国急需要退出前期的红利结构，促成新的对外合作模式的展开。那这种新的对外合作模式是什么？
美国经验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就是马歇尔计划：当初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美国拿出其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约一百三十亿美元）借给受援国，让他们购买美国的东西，本质就是把美国过剩的产能转化成美国政府对受援国家的债权。这种债权，是美国成功主导欧洲支配权的关键，更是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成型的关键。
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不少媒体已经争相报道过中国今年来推行的大规模海外基建规划，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说实话，个人挺反感这种提法，相比这个美国版马歇尔，咱中国版的至少应该高明不少。
中国可以通过对外的基建输出，有效地化解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影响，让周边国家更好的享受“中国红利”。借此打破美国的包围网，甚至于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建设主动权。最好的结果，是重复美国在南美洲的战果——通过基建和财政输出，让亚太地区成为“中国的后院”。即便达不到这一效果，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来说，也可以有效地化解目前中国国内过剩的产能结构，让诸如钢铁、水泥能产能，在消化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平和。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看到，高铁、核电肯定是要走出去的，但走出去的背后需要两项政策的配合：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亚洲基建银行”。
形象点说，中国要出口的基建项目主要应该就是高铁和核电，一带一路代表着出口的路线图，亚洲基建银行是出口项目的资金来源。这三个东西的达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形成了产业链的闭环，可以“指哪打哪”，形成高效率的项目出口。
而一带一路和亚洲基建银行，恰恰是中国在此次APEC会议上推进的重点项目。
中国推出亚洲基建银行，很大程度上冲击美元以及IMF等机构对于国际借贷的主导权，美国当然着急，美国方面一直抵制。但从中国的时点来考虑，却是再合适不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美国实行了三轮QE政策，大量的货币超发，直接成为向其他国家输出危机的手段。国际社会尤其亚太的新兴国家已经清楚的认识到美元资产的保值属性并不像美国政府宣传的那么可靠。在这种模式下，亚洲基建银行的成立，一个是顺应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一个也成为了国际货币多极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欧元互成掎角之势，有效地对冲美国为保证美元霸权展开金融战争的风险。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于亚太地区，对于中国而言都是共赢的局面，至少这是比原版马歇尔高明的多的地方。通过这个，亚太地区可以获得非常宝贵的去美元化的第一步，也可以考虑接下来进一步推进亚洲货币或者仅仅停留在项目合作的层面上。
所以，一带一路、亚洲基建银行，只要成行，都能极大地促进中国基建出口的效率和规模，成为中国重洗亚洲格局的重要依托。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从APEC开始。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对于APEC的重视和期待是非常正常的。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说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带给中国的是“走出去”，那么2014年的北京APEC会议，带给中国的就将是“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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