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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中国一个逐渐成型、但还没被社会关注到的群体。这群体都是些失业或半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多数就蜗居在城市边缘郊区的农民房，或是城里生活属于低档次的“城中村”。
他们多是来自外地乡镇的毕业生，多没工作，很多人就连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也收不回来，有些每月还能找几百块钱过日子，生活恶劣还能忍受，但前途茫茫，是最大的失落。
北京《格言》杂志编辑李东辉，是一名较幸运的80后，他告诉笔者，其实这群体与社会种种无法协调还有着多样复杂或人身个别因素。但最直接原因是他们都想流连北京，并对北京存有过多期盼。
事实上地方也需要大学生，只不过“留在首都”的意志牵涉到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种种向往，这也是年轻人朝向现代化的必然心态。
一名就在北京处于半失业与失业状态的80后毕业生韩松也告诉笔者，不愿留在地方有其道理，他们大学企业管理系学生只能被安排到省里几家大宾馆当服务员做实习，身为大学生结果干的活是在劳务市场的谋业人员都能做的，心里很难平衡。
更何况，在地方上只要有门路有关系，不管学习多烂都能被家里人安排到好待遇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也好，而没有关系的学生就只能跟很多人一起争那仅有的几碗饭，有时还争不到。既然都是窘境，流连北京，机会还多些。
对群体的命运深入反思
他们不是普通的“新游民”，一些
关注他们的社会学家把他们称作“新失业群体”，目的是有别于当年国营企业纷纷关闭的大批“下岗工人”。这一批人，与80年代中关村凭科技创业的那一代精力与理想皆饱满的群体也不一样。
2000年的高校大幅度扩招，使得每年毕业生人数激增，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虽说经济转型刺激市场，但用人单位不断抬高选取资历，明明是专科生能做的事要求本科生来做，明明本科生能做的事要求研究生来做。
加上多数高校所设置的学科其实没跟上新市场需要，因此这群体所受挫折也就更多。他们目睹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也体验过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
尤其当群居一处时，他们更容易在相处中发觉大家的形势并非个案，不免就会对自身群体的命运与境遇进行更深入反思。
这些人都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他们也渴望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声音。而这股压抑的力量假如不适当地被外化出来，或许不只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对社会稳定也是一个潜伏忧患。
先是大学学科设置偏差，再来是高校为扩招造成教育商业化却对学生在职业应策方面没有完善指导，再加上市场对毕业生种种不公要求，都是这新群体焦虑不安与感到愤懑的背景。
变成新的游民阶层
其实中国在某些措施上也鼓励年轻人创业。如首年免税及申请注册有绿色通道等等，但措施虽有，却效应不大。
其中除了学生经济成本问题，不少大学生仍存着应该以其本科择业的传统观念，这就缺乏与新市场呼应的“改行”灵活性，对创业的信心也难以坚持。
更何况创业前也需对市场进行实地理解研究，这一段时间及空间同样牵涉解决生活的问题。但如果社会能推出更为积极的创业优惠机制，相信也能稍微缓解问题，因为在一批批年轻人创业后，他们自己先成为新市场一份子，也就能吸纳更多也具有新市场思维的未来毕业生。
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群体。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群体里很多就是所谓“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张教授说，“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不具优势，因此才形成这种焦虑与难堪境地。”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成为一种新的游民阶层，这绝对是个不可忽略的严峻现实。
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理群除了以“游民”来形容这个群体，更指出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却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这时候他们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到土地去。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这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新群体。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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