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前途无限
中国本地私募股权基金兴起，其中部分以牺牲外国投资公司的利益为代价。然而，一家以色列基金公司却发现了一条灵活创新的成功之路。
作者：Cesar Bacani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到苏州工业园有150公里，通常开车花不到两小时的时间。“我们要去上海接一位同事，所以这一趟时间会长一点。”华亿创业投资基金（Infinity I-China Fund）资深经理李为抱歉地说。本田CRV先横穿上海内环，再转上沪宁高速，最后到达苏州工业园，整个行程实际用了近三个小时。在星期五傍晚的交通状况下，车速确实快不起来。
不过时间过得很快，因为36岁的李为对中国的私募和风险投资行业充满了激情。在从香港飞到上海的三个小时中，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回答问题。当他与过道对面的记者交谈时，丝毫都没有注意到推着食物盘来来往往的空乘人员。随后在汽车上，在苏州工业园，以及在延伸到金鸡湖内的堤道上一家餐馆就餐期间，采访一直持续进行着。“这就是我的生活，”李为说，“这支基金做完后，我们会推出一支新基金，然后再推出一支基金，一支支基金不断地做下去，我希望自己都能参与其中。”
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苏州创业投资集团（Suzhou Ventures Group），该集团是国资背景的苏州工业园的风险投资公司，它与以色列的无限风险基金（Infinity Equity）是组建华亿创业投资基金的主要合作伙伴。2002年，苏州创投聘请了李为和其他三名新人担任投资经理，尽管四个人都没有私募行业的从业经验——当时这一行业还是像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和3i这样的外资企业所独占的领域。但四个人都在工作中成熟起来，帮助苏州创投集团成功地使3000万美元初始资本大幅增值，达到了目前15亿美元的水平。
这种成功的范例，加上国内大量四处寻求高回报的流动资本，激励着国内私募股权机构蔚然勃兴。去年底，高盛高华证券（Goldman Sachs Gao Hua Securities）董事长方风雷创立了厚朴投资管理公司（Hopu Investment Management）。这家公司与苏州创投集团携手合作为一家中国－新加坡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募集了100亿元人民币（合13.5亿美元）。厚朴投资还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合作推出了第二支基金，向蒙古一家铁矿投资三亿美元。由企业家陈伟创办的另一家私募公司深圳东方财富资本（Shenzhen Oriental Fortune Capital）最近也有惊人之举，成功为一支将投资于IT、医疗保健、可再生能源和零售业的基金募集九亿元人民币。
自去年7月实施的《合伙企业法》修订案可能进一步推动国内私募行业的发展。新法案中免除了国内合伙企业的所得税，并增加了有限合伙和有限责任合伙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事务前主管、现任康纳尔大学教授的埃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这部分体现了中国提升金融体系效率，鼓励把相当于GDP约45%-50%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配置到生产投资领域的努力。”
灵活创新
普拉萨德表示，中国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他担心缺乏恰当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经验的人会大量涌入私募行业。正如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实践那样，这一行业的业务模式通常不仅涉及资金筹集（有时通过债务融资筹集的资金比初始资本高出数倍），还涉及通过改善运营、增强管理技能和注入技术和新产品来提升被投资企业的价值。“如果经济形势非常好，那么要获得成功并非难事。但当经济形势恶化时，情况就不同了。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难免陷入低谷。此时你才会看到到底谁是真正的聪明人，”普拉萨德说，“我担心这可能会对私募行业产生巨大的震荡。”
法律上也让人顾虑重重。毕竟，中国的金融系统仍很脆弱，尽管四大国有银行在管理和资源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但是，一支私募股权基金的崩盘仍可能带来严重的灾难。对外国公司而言，他们还担心政府促进国内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努力会以牺牲外国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见框内文字：内外有别）。目前，中国迟迟未颁布《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使非中国企业无法确定能够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中国的私募行业。外国私募股权基金做出的每笔投资组合都需要获得中国官方批准，而国内公司就没有此类担忧。
在这一背景下，华亿创业投资基金作为一个灵活创新的案例提供了新视角。这家由以色列人领导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作为一家中国境内实体来组建的，它在以色列有平行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offshore vehicle）。这一业务模式涉及对海外企业进行投资，然后将海外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注入中国企业。这些中国投资公司将从事制造活动（尽管人民币升值，但中国的成本仍比以色列低），同时也在整个中国从事营销和分销活动。
这一设想得到了有力的支持。2006年底推出后，华亿创业投资基金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就筹集到了1.5亿美元，促使公司把目标提升到了3.5亿美元。“我们现在已经筹集了大约三亿美元。”以色列无限风险基金的执行董事阿米尔·盖尔-奥尔（Amir Gal-Or）透露。该基金已吸引到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以色列最大的财团以色列国家贴现银行（IDB Group）的战略投资。其他投资者包括苏州创投集团及其子公司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许多以色列养老基金和Friedman、Billings、Ramsey等美国财团。
华亿创业投资基金已经开始配置资金。境外实体已向以色列的梅特智能视频公司（Mate Intelligent Video）投资了600万美元，该公司开发出一种软件，可自动地实时分析安全摄像头传来的图像，就潜在安全威胁向操作人员发出警报。境内基金则向神州数码苏州公司投入1600万美元的平行投资，该公司的母公司神州数码（Digital China）是中国最大的IT产品系统集成和分销商。
该基金计划通过神州数码苏州公司把梅特公司的技术引入中国市场，为中国市场定制软件，将其与神州数码的产品打包销售。梅特公司将依靠神州数码广阔的销售和分销网络来开发政府和企业客户，同时利用神州数码的客户服务中心来进行售后服务。梅特公司计划于2009年下半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神州数码苏州公司也希望在今年第四季度在上交所上市。预计华亿创业投资基金在每项投资上至少将获得100%的回报。
成功蓝图
在无限风险基金位于香港中央商务区的办公室里，45岁的盖尔-奥尔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这一创新合作关系将会取得成功。他曾经是以色列空军特技飞行队的F－16战斗机飞行员，拥有特拉维夫大学MBA学位，是哈佛大学风险资本和私募投资课程的毕业生。“以色列人一般比较容易理解中国人，”盖尔-奥尔说，“我们两个民族都对人际关系、即兴发挥和灵活性很感兴趣，我们都很务实，并且敢做敢为。”以色列人希望合同尽可能详细，他补充说：“但是我们明白，书面文件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双方的关系。”
在去年底华亿创业投资基金创立之前，无限风险基金就开始在中国结交各种关系。“我哥哥已经在那儿做了十多年生意，他总是带着我去一些朋友家里做客。”盖尔-奥尔解释说。在考察了从事私募行业的可能性后，他在苏州工业园发现了一个金矿。工业园最初是由一个与新加坡政府有联系的财团在1994年规划和部分开发的（2001年中国获得了过半数的控制权），园区内现有大约26万人，他们在大约2500家享受所得税、关税、融资和其它优惠待遇的外资企业和国内科技企业里工作。
盖尔-奥尔遇到了理解和接受他想法的苏州创投集团年轻的董事长林向红。“当时时机正好，我们很幸运，”盖尔-奥尔说，“政府对高科技、对无限风险基金投资以中两国企业，通过合作为双方创造价值的核心战略很感兴趣。”2004年，当时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吴仪和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共同见证了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基金的创立。这是第一个发给由外资管理的境内人民币基金的经营许可证。“证书的编号是00001。”盖尔-奥尔说。
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了六家组合企业，其中有以色列晶片级数字成像和电信电子产品供应商谢尔开斯（Shellcase）、设在苏州的中国晶片封装制造商晶方半导体公司（WLCSP，中国第一批无尘工厂之一）。该基金已经部分退出了晶方半导体公司，以两倍于当初投资的价值向晶方半导体公司的一家主要客户出售了一些股份。晶方半导体公司使用了谢尔开斯的微型化技术，它把今年第三季度前的销售额目标定为一亿美元，并正计划在中国进行首次公开发行。
该基金的大获成功和以中两国间的良好工作关系为华亿创业投资基金2007年的创立扫清了道路（私募公司通常每三年推出一支新基金）。华亿创业投资基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时国务院直属的国家开发银行向其投资了5000万美元，同时苏州创投集团和IDB也向其进行了投资。鉴于非中国基金通常面临的不确定性，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意味着华亿创业投资基金是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外国基金之一。
中国视角
当然，获得官方支持和确实达到人们的期望是两回事。那么华亿创业投资基金能否实现众人的期望呢？“为什么不能？”坐在向苏州飞驰的本田CRV中的李为反问道，“我们的第一支基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描述为一支“试验基金”。李为曾领导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对晶方半导体公司和其它四个组合企业进行投资的团队。对这样一位坦承在2002年加入苏州创投时对私募业务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而言，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李为把他能够获得一试身手的机会归功于苏州创投集团的董事长林向红。考虑到较高的成本和忠诚度等因素，林先生反对招聘外籍人士。“结果，他聘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个有不同背景，但却对风险投资一无所知的人。”李为回忆道。当时他在美国南方的肯尼索州立大学获得MBA学位后刚刚回到中国。只用了一年时间，这四个新人的业绩就使台湾怡和创投公司（Pacific Venture Partners）的两位高级副总裁相形见绌，当时他们管理着苏州创投集团200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当时所能做到的我们也都做到了，”李为说，到无限风险基金前来接洽时，“我们已经进入了角色。”
2004年，李为被调派到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基金，在那里他变得更加成熟。“埃米尔在谈判和包装交易上很有创造性，我从中受益颇深。”他这样评价盖尔-奥尔。以色列人也向中国同事学习。中国投资者在与本地企业家做生意时倾向于采取直率的态度，在第一天就努力把事情讲清楚，免得日后产生误解。李为表示，在中国最好的方法是慢慢推进，在谈判要点上旁敲侧击。双方在合作关系中也有发生磨擦的时候，他补充说，但是年轻的中国团队和更为老练的以色列人学会了信赖彼此的判断力。
理想猎场
汽车开到工业园后，李为充当了导游。“这是加里·普莱尔（Gary Player）设计的27洞国际高尔夫球场，”他说，“那边是金鸡湖，水上平台上建有一家餐馆，我们一会去那里吃晚饭。”每周末都有模仿拉斯维加斯贝拉吉奥喷泉的免费喷水灯光秀，但这里要“更大更好”，李为说。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树荫和花木被笼罩在低功率埋地灯所散发出的柔和蓝光中；树干和树枝上挂着许多小彩灯，勾勒出了美丽的轮廓；没有俗气的广告牌或闪烁的霓虹灯，一派雅致、低调和干净的景象——就像新加坡郊区一样。
事实上，苏州工业园当初就是要被设计成一个“小新加坡”，甚至还模仿狮城的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此类项目。尽管工业园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但苏州当地政府最初态度比较冷淡。1992年，苏州政府在附近兴建了自己的工业园——苏州新区，这比新加坡人建的工业园要早两年。外国投资者都选择在苏州新区而不是在因总体规划而提升了成本的苏州工业园投资。在头五年亏损了9000万美元后，新加坡决定把它在工业园持有的股份从65%减少到35%。
“新加坡人实际上只建了八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李为说，“中国人开发了其余的部分。”苏州当地政府控股苏州工业园后，园区的面积在最初规划的80平方公里基础上扩大了一倍。“现在园区面积扩大到了288平方公里。” 李为补充说。这是新加坡面积的五分之二。李为在工业园区购买了住房，那里建有20万套高层和低层住宅单元。他与在工业园一所中学当老师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住在一起。
如今盈利丰厚的苏州工业园可能成为华亿创业投资基金富饶的狩猎场。那里正在建设为特定行业设计的办公和研究设施，包括一个为电子、IT、生物制药和纳米技术新创企业建设的占地四平方公里的中新科技城、一个为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建设的占地14公顷的国际科技园和一个为软件外包和动漫制作企业建设的占地38万平方米的创新工业园。有七所大学为工业园输送熟练劳动力，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苏州学院、南京大学苏州研究生院和中英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目标是在今后两年中从中国和海外吸引三万名优秀人才。
汽车拐进了一座玻璃和铝制结构的低层建筑，里面驻有苏州创投集团的一些投资企业。神州数码苏州公司在二楼。时间已是晚上八点，大家都下班回家了，只有32岁的负责产品管理的公司副总经理支洪平还在。支洪平拿出了有关梅特智能视频公司的安全解决方案的中文材料，这些方案可被用于机场、铁路、地铁、办公楼，甚至还有煤矿。“我们还处于市场培育阶段，但我们预期今年的销售额将达到人民币3000万元。”支洪平透露。他认为中国的安全市场规模为人民币50亿元，仅次于美国市场。
支洪平希望随着今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这些国际活动的举办，中国对安全解决方案的需求会上升。神州数码现在正准备推销另一项以色列技术，也就是奥盛情况管理公司（Orsus Situation Management）开发的紧急情况控制和管理平台，这也是一家无限风险基金的投资组合企业。神州数码还考虑引进一系列用于安全及其他领域的软件套件。“以色列人拥有原创研发能力，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完美的产品。”支洪平说。由于本土市场太小，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些产品推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全新中国
归根结底要真正拥有实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中央政府显然偏向于本土私募行业，无限风险基金却在中国大受欢迎。不像美国或欧洲，以色列太小了，不足以成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同时，它拥有中国可以用来向价值链上端攀登的技术和专长。加上无限风险基金注重灵活性和人际关系，愿意潜心学习，另外还有中华文明与犹太文化的相似性，这种合作关系确有持续发展的潜力。
想当初，新加坡人在1994年启动苏州工业园项目时，可能也觉得他们与中国人的合作关系会持续发展下去。关键在于，中国绝不会静止不动。前不久还能奏效的东西，很可能到今天就失效了。在金鸡湖餐馆的晚餐上，李为被问到中外股东在合作中所产生的争端，如法国达能公司（Danone）与中国娃哈哈公司之间的争端。李为表示，今天的中国与十年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多达1.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有本钱去挑选外国投资了，包括挑选海外的私募股权基金。
谈话转到了8月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在巴黎，当一名中国残疾运动员手举奥运火炬行进时，激进分子试图从她手上抢夺火炬。李为和支洪平对此做出一致的评论。“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所以他们通过破坏奥运会来打压我们。”支洪平说。他们有时缺乏自信，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冷静而自信，甚至近乎过于自信。这两名中国人是一个越来越倾向于坚持已见的新兴大国的象征，那些忽视这一现实的外国私募公司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将面临失败的风险。
内外有别
国际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的中国税务主管古军华指出，目前在华外国私募公司中弥漫的沮丧情绪可追溯到2006年8月。当时，中国的六部委共同发布了名为《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第10号令。新规定要求中国公司在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在香港和其他海外市场上市时被称为“红筹股”）之前应获得监管批准。
此种跨国重组模式是外国私募公司喜欢的渠道。它有两个主要好处：通过在境外投资，外国私募公司可以把他们的持股转化为在中国免税的未上市股份；另外，这种模式还能获得在境外司法管辖区所实行的英国普通法的保护，而不用求助于并不健全的中国法律。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从2006年以来就再没有批准过任何红筹股申请。古军华说：“这一投资渠道实际上被关闭了，我们没听说有任何被批准的案例。”
目前，只有境内投资是对外国私募公司开放的渠道。但是，作为外国投资者，他们的每个投资组合都需要获得监管批准，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二到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例如，凯雷接手徐工建筑机械的申请就被监管机构搁置了近两年之久。而国内私募公司不需要这样获得监管批准，因此他们能比外国竞争对手行动更快。“那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如果目标企业需要资金迅速到位的话。” 古军华说。
随着去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开始实施，中国国内私募行业还获得了另一项支持。旧法仅允许成立无限责任合伙企业，而新法创设了新的有限合伙人。现在企业和个人都能向合伙企业投资，而不像以前只能由个人投资。而且双重征税也得到了避免，因为现在合伙企业免征所得税—— 合伙人要为获取的工资和利润支付所得税。
不幸的是，新《合伙企业法》并不适用于外资合伙企业。外资合伙企业将适用尚未颁布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办法》。该法律草案显示，政府并不打算给予外资合伙企业和国内合伙企业相同的地位。与国内投资者不同，外国人将不被允许通过为合伙企业提供服务来代替出资，他们必须在合伙企业成立后90日内拨付出资。草案对于外资合伙企业的每笔组合投资是否需要获得监管批准只字未提。
这些规定对外国私募公司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康纳尔大学的埃斯瓦·普拉萨德解释说：“中国目前并不希望为资金流入提供更多渠道，原因是外资流入强劲，再加上经常项目盈余巨大，给汇率带来了压力。他们非常渴望获得的是国外专门技术，而不是资金。”
一些外国公司正在开始进行调整。“我们正在考虑采用平行基金的方式，这样双方都能给合作关系带来显著优势。”美国Trenwith Securities的董事总经理格雷戈里·马克·希尔（Gregory Mark Hill）说。外国基金可以进行海外交易和提供国外专门技术，而国内基金可以带来良好关系和在本地迅速行动的能力。创业咨询与孵化公司华创资本的创始人兼CEO唐宁看到了外国私募公司能大显身手的领域。“如果目标企业打算到海外上市的话，那么外国私募公司更有优势，因为他们有相关经验和海外关系。”他说。—C.B.和王代军
风投浪潮
在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及其募集的资金额 募集资金额
（单位：百万美元） 新成立基金
的数量
Q1'07
356 6
Q2'07 2,359 13
Q3'07 1,322 13
Q4'07 1,448 26
Q1'08 2,264 23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