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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必然受到经济这个基础因素的重大影响。这规律在中国的反映尤为清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扩大及水平提升，金牌数目亦急升。在九二及九六两届均为十六面而居第四位；在二○○○年上升至二十八面，仅次美俄居第三位；到○四年再升到三十二面，仅次美国居第二位。由九二至○四的十二年间，中国GDP增约二倍，金牌数目则翻了一番。
对于京奥，早有海外评论预测中国会超越美国晋居首位。中国今届的金牌目标是四十面，如果达到而美国只保持上届的三十五面，则中国可超美国，但未到最后结果仍难确定。从经济比较看，按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计算，中国GDP早在九十年代后半，便已超过日本而仅次美国，而且与美国差距日少。因此中国的金牌数目排名持续上升，至去届仅次美国，实与国际经济排名相符。
中国的金牌数目何时能超越美国，则要看诸多因素。按PPP计算中国GDP可望在十年左右追过美国，在农、工及建造等实物经济领域这还可能提前，如一份国际研究报告便指，中国制造业产值有望在明年夺去美国占据了百年的全球首位。这自是利好因素，但还有至少两个关键因素须予考虑。首先是人口因素，中国人口基数约为美国四倍，可带来更多的选拔机会，还可部分弥补亚洲人种在爆发力及体型上的基因劣势。且人口体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将令人口优势能更充分发挥。
但更为关键者是体制因素。西方不少评论指，中国利用国家支持投入不少，有时还把这抹黑为“极权主义体育”。无疑，中国过去承袭了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精英主义体育训练制度，但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已有改变，基本上亦如经济体系走向开放。改革为中国经济创建了一个混合型经济体系，以国家行政手段结合市场机制，已取得初步效果，成了近年经济起飞的最根本原因。体育竞赛的选材及培训，说到底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在这方面的投资要求量大而长线，回报却不明确，乃典型的市场失效领域，由行政手段补充市场十分恰当，也因此为不少农村及低层的子女提供了上进、出头机会，并防止了宝贵的人才资源浪费。这令中国体育可在经济落后中仍可得到较多支持，到今天经济蓬勃之时，商界及民间已可更多参与发展体育事业，运动员除由政治动员外，也多了商业及其他的物质奖励，令发展体育的基础更好更宽，自有利在奥运中争取更好成绩。
尤其值得注意者是，体育也如经济开放，既引入了一些外国教练，中国体育人才亦走向世界充当教练，令全球化不限于经济领域，也正在体育方面出现。显然，今后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将推动着中国的体育事业不断进步。至于金牌是否在今届超美，则并非重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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