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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笑曲线”到“哭泣曲线”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中国制造业产值总规模已占全球制造业份额的14%，位居全球第二位；从行业看，在22个制造业的主要工业大类中，中国有7个大类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生产能力看，有210多个工业产品总量居世界首位；从国际贸易看，工业产品出口已占全球工业贸易额的13%，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品出口国；在很多国家的市场上，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签的商品随处可见；甚至美国CNN也播出这样的一则广告：“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从运动员脚上的跑鞋、日常使用的电器、时尚人士手中的MP3、模特身上的服装，与这些产品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的科技、欧洲的风尚、硅谷的软件、法国的品牌等等。
然而，在“中国制造”华丽的数字背后，是不可回避的种种担忧。在国际分工中，因创新不足、利润率低下、粗放式增长等问题，“中国制造”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一个获利最少的分工区间，这已是总所周知的事。而这个分工位置的获得，依靠的是低成本，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斐贝国际董事局主席李昱桦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某工厂一直为国外知名手袋品牌做代工，成本100元，每个手袋赚10元加工费，那么手袋在市场上卖1000元产生的利润与该工厂完全无关。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制造”仅仅是在为他人作嫁衣，绝大多数的利润都由品牌持有者获得。
周斌将中国制造业的这种困境定义为“哭泣曲线”，左边是产业成型、能源价格上升和税赋增加，中间是劳动力、土地成本提高，右边是贸易保护主义、产业转移国外、出口减少。
谁在抛弃“中国制造”
近年来，知名外资企业在中国退出部分或全部业务的新闻屡见报端。2004年，澳大利亚第二大啤酒商狮王集团作价1.54亿美元，把在中国的业务打包卖给了SAB Miller入股的华润啤酒公司，拉开了外企撤走中国制造业风潮的序幕；之后荷兰菲仕兰集团宣布结束在华的乳品生产和经营业务；百事卖掉中国的瓶装业务；伊藤洋华堂则选择将部分产能转移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爱世克斯(ASICS)和水野(MIZUNO)降低在华运动鞋等运动用品生产比例，扩大在越南、印尼生产规模；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也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耐克在2009年关闭了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唯一鞋厂，阿迪达斯也终于关闭了在华最后的一家直属工厂；另外，建筑机械公司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ATM机器生产商NCR、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等也相继关闭中国办事处或代工厂，作别这块曾无限热衷的产业热土。
这是外资用脚投票的结果。
外资是逐利的。经过三轮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将部分采购中心、生产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到日本，到台湾，最后到达中国内地。现在和将来，他们也势必会跟随比较优势转移的脚步，选择离开中国内地，去东南亚、去非洲。
2012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了《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东南亚的FDI发展势头日益强劲，2012年流入东盟的FDI约1170亿美元，增长26%，增长速度远高于东亚的9%。
阿迪达斯在苏州的直属工厂，2010年工人的人均工资每月3000元。而英国媒体爆料称，阿迪达斯仅向为其生产伦敦奥运会特许商品的柬埔寨服装厂工人每月支付13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也只有828元。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马达加斯加仅为50欧元。越来越多的法国服装品牌，如艾格、西里欧，都开始在马达加斯加上建立加工地。
“中国制造”，这个曾被跨国企业追捧的产业标签，其耀眼光环正随着中国人口、土地红利的消失和上升的税收、汇率、能源成本而隐隐褪去，部分外资的离去是迟早的事。外资撤出中国的趋势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制造”新的转折点的到来。
外资离去，有谁独自哭泣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在国际上常被称为“远东之兽”。这个比喻，显示了“中国制造”的庞大，也暗示着“中国制造”的粗糙。强烈的投资冲动、掉队的居民收入、停留在成本领先策略的竞争思维，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两大顽疾：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空洞化。如今，中国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小，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必然趋势。我们曾经为“中国制造”业会被“低端锁定”在“微笑曲线”的最下端而担心。但现实是，即使是低端，也面临不保的危险。
早在2008年，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海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阿迪达斯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果不其然，阿迪达斯之后便开始有步骤的减少中国代工厂的订单。
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责任司是阿迪达斯的羽绒服制造商。2006年、2007年阿迪达斯在东隆每年的订单约在200万件，2008年减少至150万件，2011年已经减少至70万件。衡阳荣阳鞋业专门从事阿迪达斯代工。其负责人介绍，“2010年，一个月可以加工25万到30万双阿迪达斯的鞋子，2011年以后，来自阿迪达斯的订单明显减少每个月只加工了15万到20万双。”
但这些改变并未引起代工厂商的重视和未雨绸缪。面对着外资企业的离去，许多代工厂显然有点不知所措。敏恒实业有限公司是阿迪达斯中国区最大的帽子加工商，其产能100%依附于阿迪达斯。为了配合阿迪达斯，敏恒实业2003年新建了6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并配套着绣花车间、印花车间、配件生产车间等等。由于产能完全依附于阿迪达斯，该企业平时基本没有接触其他客户。阿迪达斯撤出后，敏恒实业短期内找不到新订单，只有关厂一条路。
“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回归”
全球经济衰退、外需紧缩的背景下，美国、欧盟都喊出了“实业再造”、“制造业回归”的口号。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奥巴马2012年大选竞选中提出了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4大支柱来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这是奥巴马政府欲重振美国经济的重要“轴心”。
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奥巴马在2009年9月宣布实施“税收新政”，取消“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延迟纳税”的优惠政策，即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税务优惠，促使那些公司把业务回流美国，使其国内制造商能够从政府为促进就业和出口所提供的补贴中获益。这一做法，可能在低税率国家内引发一场美国跨国公司资金回流美国的“飓风”，被称为金融领域的重商主义。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措施的目的依然是推动制造业回归。
美国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显而易见。2011年，美国制造业新增23.7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投资恢复明显；2012年3月，美国消费品巨擘佳顿公司将“Miken”碳纤维棒球和安全器材“First Alert”烟雾警报器的生产撤回到美国本土；2012年5月，全球最大的建筑机械生产商卡特彼勒(Caterpillar)完成其在得克萨斯州维多利亚1.2亿美元的新工厂项目，将其液压挖掘机的部分装配流程从日本迁回美国，并由此带回500多个就业职位；同期，福特汽车公司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星巴克也把它的陶瓷杯制造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
美国逐渐加速的“再工业化”以及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回归”的强力推动正在改写着全球制造业格局。可以预期，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的美国，很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
腹背受敌的“中国制造”
除了声势浩大的“美国制造”的回归，此起彼伏的反“中国制造”的声音更是振聋发聩。仅2014年前三个月，就先后有十几个国家发起了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2014年1月17日，巴西正式对中国产陶瓷餐具实施反倾销措施，对来自中国不同的陶瓷餐具出口企业，每公斤征收1.84至5.14美元的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2014年2月1日，欧盟确定继续对华钢铁紧固件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2014年3月10日，印度对原产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亚麻织物进行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2014年3月12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中厚板进行反倾销免税调查；2014年3月24日，美国再次点燃贸易战，针对一项指控中国制造商试图通过在台湾生产太阳能产品以逃避关税的事件进行深入调查。
越来越多的事例无不彰显着，“中国制造”正行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仍不明朗，是中国外贸遭遇全球围堵的根源所在。”但现实就在眼前，我们必须去面对。中国企业该如何选择？“中国制造”该何去何从？
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对于一个制造业国家来说，从原始设备装配，到原始设备制造，到自主设计制造，自有品牌制造，到最终转向更高级的价值链，这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过程。否则，要么可能陷入“低端陷阱”，要么被全球化浪潮所抛弃。
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奥巴马誓言要让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继续保持领先，并为新的产业革命做好技术储备。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产业升级对于中国这样长期从事代工的出口大国来说，更具战略意义。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指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只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保持和增进国家的贸易利益与综合竞争实力。
目前中国制造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转型差距很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航空、汽车等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因转型较早，吸收较快，一些企业已基本具备了与国际同行接近的水平。董扬举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例子。“汽车工业是国际化最高的行业之一。我国汽车行业目前已经实现高度国际化，全球领先的跨国汽车公司都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的汽车产品也出口到上百个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在制造业中的地位得到了全球的认可。”
产业升级为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机会，中国无正成为汽车跨国企业提升产能和销量的重要市场。日产汽车公司就表示，将继续提高其在中国的年生产能力，使其从67万辆汽车的生产能力提高至100万辆。日产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东风日产第二工厂也在广州花都正式奠基，该工厂的总产能将接近40万辆。加上目前的62万辆产能，东风日产将在两到三年内实现100万辆的产能。
与此同时，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其他日本汽车商也在提高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产能。丰田汽车宣布计划在五年内将日本本土的产能削减约20%，并将产能重点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计划将其在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幅增加36%。增产后，本田汽车在中国的年产量将达到83万辆。
航天工业也是中国下一步重点发展的领域。“根据空客母公司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到2020年，集团在西欧以外市场的采购额将增加到公司全部采购额的40%。由于中国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采购市场。”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大中华区采购总监高戈勒表示。
与此同时，空客的竞争对手波音也将其生产向中国转移。该公司不仅在天津拥有波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并与多家中国企业签订其飞机零部件转包合同。美国波音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西飞国际还签署1500架波音737NG垂尾转包商务合同，这是国内产值规模最大的国外航空部件转包生产项目之一。目前全球在役的波音737系列飞机中，2/3都装配有西飞国际转包生产的垂尾产品。除转包生产波音737NG垂尾外，西飞国际还承担着波音747-400飞机机翼后部肋、747SF客改货地板梁、波音747-8后缘肋等产品批量交付任务，正在研发波音747-8内襟翼、747-8垂尾、787短舱扭力盒等新产品项目。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些年的进步，主要是开放和学习、模仿，而不是创造的结果。我们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成就，乏善可陈。中国需要真正的技术创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我们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基础研究的突破、知识产权的保护、品牌的培育等各方面都必须齐头并进。
2008年《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报告》显示，中国自主创新排名最靠前的100家企业，其自主研发经费投入仅占企业销售额的3.8%，大大低于5%的国际平均水平。是什么让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如此艰难呢？
知识产权保护是最大的难题。不少创新企业认为，最大的问题在同行们的“虎视眈眈”。企业投入大量物力、人力研发具有市场潜力的高新技术，好不容易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国内竞争对手却马上效仿出“山寨版”。在中国，“山寨”甚至成为了一个产业。由于山寨产品准入门槛低，“山大王”们不断挑战价格底线、质量底线。这种现象让企业防不胜防，极大的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2006年，上海雅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自行设计研发的“君临天下”系列水龙头夺得“中国企业产品创新设计奖”金奖。然而令这家企业尴尬不已的是，他们的创意设计刚公布不久，在市场上便有相似的设计出现。这些涉嫌“山寨”的企业中，不乏九牧、申鹭达、银晶等知名企业。不得已，雅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次性起诉九牧、申鹭达、银晶等20余家卫浴企业涉嫌侵犯外观设计专利。这类涉及众多业内知名企业的专利权纠纷案件近些年并不少见。
在品牌的培育上，我们的路也还很长。品牌的本质是其所有者的想象力和发展方向把握力。品牌是一种文化，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为什么联想收购IBM开始貌似很成功，最后却并不被认可？什么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中国的沃尔沃车主们立即觉得自己的车贬值了。可以想象，如果麦当劳被中国企业收购，麦当劳作为世界品牌还能存在多久？如果美国人去经营五台山，恐怕五台山也得关门大吉。摆脱路径依赖必不可少，但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拔苗助长，则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服务”接棒“中国制造”
除了调结构、促转型之外，大力发展服务业也是化解“中国制造”难题的重要举措。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告别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的增长模式，需要更加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势必经历从卖资源、卖产品向卖服务、卖文化的转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魏小安说，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其经济表现就是从制造业主导发展到服务业主导，如果说“中国制造”创造了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服务”的目标则是创造一流发展环境。
首旅集团董事长段强认为，“中国服务”应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将价值链从单纯的生产环节继续向前和向后延伸，最大限度地获取商品贸易的增值性收益；二是通过提高品质、扩大规模，塑造中国服务业的优良品牌，构造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力。而旅游业是打造“中国服务”品牌的突破口。旅游业是一个包含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的综合性产业，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细分行业超过100个。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旅游硬件设施并不落后，真正有差距的是软件，核心就是服务。而国外旅游企业已经创造了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文化模式，中国企业可学习借鉴，创造出本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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