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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结合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我国人均GDP的增长可能可以解释如下：人均收入与人均资本的稳态值就是向新工人提供资本和重置损耗机器所需的投资与经济产生的储蓄相等时的值。假设我国在这三十年的人口增长率是恒定的，折旧率一定，则（n+d）k不变，那么就意味我们国家人均GDP的增长可能是由于储蓄函数sy的提高移动了稳态，也可能是人均生产函数y=f（x）的提高，它们的提高需要有外生的技术变革或其他原因。我国的储蓄率s向来很高，这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到的是一致的。储蓄率s可能继续提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有这种可能，国民对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有扩大的趋势（因为不确定性的预期支出变大，比如教育、医疗等）。导致储蓄率曲线的提高。政府收入的增加、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都会扩大社会投资总量，而这些资本又具备强烈的投资冲动。导致人均资本的不断增加，从而提高了人均产出。
当我们回头看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成长成果的时候，我们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社会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增长等好处，但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经济增长对环境、资源的负面影响等方面提出了批评。
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国的经济的持续增长确实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一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但是，这一贡献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可能真正投入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数量会相对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二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巨大投资增量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过去三十年间的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是相当大的，国内资本投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为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领域，而国外资本投向主要是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领域。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同国外转移高污染、高耗能、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无关系。而这种投资的增长，对就业率、贸易出口有所帮助外，实际上潜在的对国民福利、社会发展的坏处更大。看来，还是逃不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因此，我们可能在今后要付出相应的治理成本。
阿尔文•杨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一项研究表明东亚经济奇迹是靠增加投入，尤其是各国极大地增加了人力资本，同时各国政治稳定，都奉行外向型经济政策。实际上东亚各国1992年的增长同现在我国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但1997年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还是对他们的打击非常大。
另外,内生增长模型告诉我们，一国如果将储蓄线上移，或必需投资线下移，使它们不在A、B点相交，就能有效地消除低收入陷阱。提高储蓄率或提高生产率都能提高储蓄线。人口控制政策可降低必需投资线。
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错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经济的增长来源于C、I、G、NX的需求增长，任何严重依赖其中一项的需求增长是不稳定的，比如进出口。只有各项需求全面、可持续的平稳增长，才是健康、有活力的经济体表现。
2、消费需求是所有需求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项目。扩大内需、提高边际消费倾向c将有助于经济健康增长。但我国如何解决国民的教育、养老、住房和医疗等预期支出增长，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基本社会制度的建设可能不会在一个短期内能解决，但必须认真研究，加大投入予以解决。
3、自主投资可以保持一个适当的速度，但投向宜向农业产业和科研型、环保型、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企业。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更为持久和不容易破坏的，将提高索洛模型中的生产函数的位置，从而有利于人均GDP的提高。
4、最近几年的政府盈余很大，表明政府有能力增加转移支付。因此政府还需要加大对国民的教育、养老、住房和医疗事业的投入，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同经济增长相适应。
5、提高生产率的长久办法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因此，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教育交流的力度有待加强。继续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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