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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四大要素
对于经济增长奥秘的探源，一直都是经济学中的核心话题。事实上，所有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在不同的层面关心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是，经济增长恰恰又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时至今日，经济学虽能一般性地解释经济增长，但在解释国家与地区经济差异上，仍有诸多争执、莫衷一是。
纵观经济增长的理论，从早年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到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一直到现今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大概可以归纳到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投入增长导致经济增长。显然，如果不考虑经济效率，有投入总会有产出，无论是自然资源、物质资本还是劳动的投入，均能带来GDP的增长，这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经济的年代，人们往往轻视投资对于增长的重要性。但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完全不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如，亚洲的“优等生”日、韩等国均存在通过“过度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时期；即使前些年有些人拼命鼓吹的所谓的美国 “新经济”，经济计量的结果却发现，大部分仍可以用传统的投资增长来解释。中国政府官员从上而下个个都是精英，所以无不知道通过扩大投入可以提高GDP，从而创造政绩。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政府要让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勒紧裤子，目的就是为了加速积累资金搞建设，以国家强力方式实现赶超。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持续发生外资争夺战，其根源亦在于对投资的竞争。
此外，为什么沿海地区比非沿海地区发展得快，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沿海地区投资增长更快，特别是投资效益较高的外商投资几乎群集沿海一带，而每次投资高峰，也都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动，待非沿海地区跟进时，中央已因经济过热而叫停。所以，沿海地区抓住一拨拨因为投资增长进而带动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机会，非沿海地区却败下阵来，不断地拉大与沿海地区的差距。1999年-2001年，中央加大对西部开发的投资力度，西部投资增长超过东部。但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东部嗅到了新的增长机会，投资迅即发力，再加上外资源源进入，很快就把西部重新甩到了后边。2003年以来，中国真实投资增长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相当部分是来自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而沿海地区的投资尤甚。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投资正在沿海成为新的投资浪潮，东西差距很有可能再次拉大。投入固然能够带来增长，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投资的边际效率将下降并有可能快速下降，最后导致经济失速乃至崩溃。前苏联是这样，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是这样，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也是这样。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发现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很低，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增长。Young继而得出结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和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正是根据Young及刘遵义的研究，克鲁格曼推论出：所谓亚洲奇迹不过是个神话，并有可能像苏联经济那样突然崩溃，格氏也因此被认为“成功地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投入，技术进步可能是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源泉，也是各个地方经济存在差异的第二个解释。
但是，技术进步并不等同于机器的进步。事实上，人力资本比技术进步、知识的进步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人力资本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重要源泉。人力资本在芝加哥经济学家如舒尔茨、贝克尔那里倍受推崇，后来其思想被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Greenwood等对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核算后的结果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而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Michael J·Boskin对战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上世纪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的进步。技术进步很重要，人力资本的增长也很重要。但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有的地方技术进步快，有的地方技术进步慢，有的地方人力资本进步快，有的地方人力资本缺乏进步呢？显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进步本身尚需要解释。
一个著名的技术进步难题是“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过去以四大发明傲称于世，后来却陷入到技术进步停滞、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社会结构长期落后的所谓“超稳定结构”中不可自拔。
对此，经济学从制度层面做出了解释。制度创新，成为经济学解释经济增长的第四大源泉。
在经济学看来，制度创新才是激发人创新和技术进步以至于物质积累的关键。道格拉斯·诺斯研究了为什么西方社会第一次在人口增长的前提下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他称之为“西方的兴起”）。他的结论很简单，是因为西方率先建立了明晰的产权保护制度。
林毅夫对于“李约瑟难题”，采用的正是诺斯式的解。他指出，早先中国人口众多，在同等发明概率下，自然拥有绝对量更多的发明，所以四大发明集于中国。后来，西方出现了保护专利权和私有财产的制度，其既定人群的创新和发明概率升高，因此较少人口就可以实现技术优势。
无论是诺斯抬头看到的西方的兴起，还是林毅夫低头看到的中国的落后，制度的解释都是其中关键。我们以此来解释各个地方的不同增长差异，便会看到各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不同，民营企业比重的不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各地经济绩效的差异。茅于轼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地方，民营企业员工的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则该地区全社会人均工资可以大幅上升。因此，他总是向地方官员力荐民营经济的发展。不过，对于制度创新之于经济增长的意义，这些年我们已经讲得太多太滥。因此，在这里还是赶紧打住为好。
社会资本导致地方经济差异
除以上内容外，笔者还特别想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地方经济差异。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为什么温州走的是私营经济道路，而江苏一开始就走了乡镇企业的道路？同样的人力资本，在温州和外地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发展？东北经济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存量乃至人力资本甚至高于南方沿海地区，为什么反而落后，振兴东北的根本思路究竟应该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资本的思维框架上得到解释。需要提出的是，资本是经济学的特有概念，而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已日益丰富。最早，资本只是指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后来引伸到人力资本上。近来，又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所谓社会资本，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他用社会资本来指代那些个人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在科尔曼、帕特南等人的努力下，社会资本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已成为“热点”。最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导致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异。福山的结论惊世骇俗：在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同样重要的时代，只有那些拥有较高信任度的社会，才有可能创造较稳定、规模较大的企业组织，以便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具备竞争力。按他的思想，中华文化面临考验。笔者理解社会资本，是超越个人人力资本的集合资本，或者叫合作资本，其本质上与“博爱”、“诚信”、“合作”、“团结”这样一些如今的热门词汇紧密相关。试想，同样的人力资本如果具有不同的人群关系，那么其导致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资本。比如，刘关张都是人才，并能够同心协力，那么他们除了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外，还有一个额外的社会资本，做起事来就如火得山，未出山天下已得三分。反之，刘备、曹操和孙权挤在一起就不同了。他们之间的社会资本一定是负资本。除了内耗，将不会产生任何外部性的生产力进步。归结起来就是，有合作、诚信和团结精神的地方才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
我们以此来思考温州的崛起。众所周知，温州的地方文化相当特殊，其文化源自“永嘉文化”，较一般汉文化而言更加重视行为，并且视工商为荣。近代以降，温州又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洗礼。其基督徒人数在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长，人称有生意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温州基督徒的聚会点，温州人诚信的恢复与基督文明的变化有暗含关系。迥异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温州文化使得温州积累出中国其他许多地方并不拥有的强大的社会资本。
为什么温州起步是因为私营经济而江苏是因为乡镇企业，答案很简单。温州具有强大的社会资本，人和人之间的诚信，使得温州易于建立起地下金融体系，而江苏却缺乏这样的组织。在温州，一个人想投资300万元办一家私有企业，只要找到另外几个温州人，每个人借点钱就够了。借钱的人写的借条上，也许债主的人名都是白字，却不会妨碍借钱人还本付息的执行。在其他地方，这是很难想象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江苏借钱只能到银行去借，而银行借钱一定需要乡镇政府从中担保，因此，江苏发展起来的就只能是乡镇企业而不可能是私有企业了。同样两个人，一个是温州人，一个是北京人，假设其人力资本完全相同，其面对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也完全相同，两个人拥有的资本是相同的吗？非也。因为社会资本不同。温州人发家的秘诀是所谓的“小商品、大市场”。一个小商人，发明了一个小商品，只要通过温州数百万营销大军的网络推销出去，就有可能成为大商人。但对于一个北京人，一个西北人、 一个东北人来说，却缺乏这样强大的社会资本可以利用。这就是社会资本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发展、个人发展的差异。在讨论东北振兴时，经常有人提到东北的自然资源好、物质设施好、人力资本也不错等等，却恰恰忘记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资本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社会资本不足，所有的发展条件可能都是一场空。
可以讲一个“宋人卖酒”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春秋战国时候，宋国有人卖酒，酒质很好，量也充足，待客殷勤，而且还很会做广告，他将酒旗挂得老高，诚心诚意地希望有人去买酒。可是事与愿违，就是无人光顾，最后好好的酒都变酸了。宋人实在不解，问别人原因是什么，别人对他说，你没看见店门口的恶狗吗，有恶狗在，谁还敢去你店里买酒。这个寓言故事，当时的意图是说国君身边有小人，因此甭管国君多么求贤若渴，也是不可能罗列到君子的。不过，笔者在此引用这个故事，却想说明：地方如果社会资本差，特别是当官的不讲信用，不尊重私人财产，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尽管发展经济心切，尽管招商引资口号喊破了天，也不会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到来，不仅如此，地区内部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还可能“纷纷外逃”，使地区经济一落千丈。事实上，落后地区应该很好地从“宋人卖酒”的故事中吸取教训。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银行的不良资产除了与银行的经营有关，还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在某些地方，四大银行不良资产全都较高，在另外一些地方，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全都比较低。例如，上海以及江浙这些发展很快的地方，恰恰也是银行不良资产普遍较低的地方，而在另外一些落后地方，却普遍存在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率。如果说不良资产率高可以表征一些地方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的话，那么其落后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信用差的地方是没有人去贷款的。这就促使各地要进行招商引资的反思。你对政策优惠固然重视，但充其量只能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相比之下，企业更看重的可能是赖以发展的稳定的预期、安定的社会环境、诚信体系等社会资本的内容。设想一下，一个外资企业或者东部企业来到某个相对落后地区安家落户，却很不幸地被当地政府“宰”了，或者因面临恶劣的商业环境而陷于困境，还会有新的“傻瓜”进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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