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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当张彤禾还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的时候，时常看到西方媒体上有对于中国的报道——罗列“世界工厂”经济飞速发展的数据，也不乏对数据背后打工群体工作、生活状态的描述。诸如“血汗工厂”中的外来务工者如何在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下艰难谋生，少有福利保障，薪资与人身权益频受损害……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她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侧面，但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前往异地，肯定有很多困难，不过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遇同样存在。她想要对这个群体有进一步的了解。
她选择前往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东莞，那里有众多商业公司、加工企业，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者在那里工作，其中年轻女孩占相当大比重。虽然是美国人，但她有一张中国面孔，能说流利中文，她的年龄和那些打工女孩也比较接近，这使得她的采访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很多打工女孩和她成为朋友，乐意向她倾诉甚至袒露自己的经历、情感、梦想。那时她一边为《华尔街日报》工作，一边不断去东莞采访。第二年，她从报社请假，在东莞租了房子，每次去就住在那里，投入到打工女孩的世界。她不认为做这样的采访调查就一定要和打工女孩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因为就算和那些女孩离得再近，也终究不是那个世界的人。从东莞回到北京，她把采访笔记整理好，等待下一次出发。两年的采访结束后，又用了两年完成这本《打工女孩》。
前不久，为了《打工女孩》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张彤禾来到北京。从记者身份转换成作者，面对中国记者的她显得要比网络视频上那个严肃、冷静甚至有些强势的她温和、开朗。只是在偶尔回答问题时，她会忍不住像个记者那样向提问者发问。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遇到她感兴趣的话题，就一下子变回“记者”提问，听着我的回答，在本子上用英语飞速记下点什么。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西方评论界曾有不同看法，中国读者亦然。网络上、现场交流中，都是既有肯定、褒扬，也有质疑、诘问。毕竟，谈到中国打工群体，难以避免很多复杂的问题。面对不同声音，张彤禾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活动上强调“我写出我观察到的，我的工作就是了解这些女孩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写出来”。
读书报：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这些方面你都和书中那些打工女孩有很大差别，采访的时候你如何能让她们对你信任，乃至敞开心扉？
张彤禾：我是华人，能说中文，我也是个女孩，也有跟父母的纠纷，也面对跟男孩恋爱的问题，这些对我的采访是有帮助的。当地的打工女孩知道我是外国来的记者，但很容易和我谈得来。她们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很年轻，也很直接。和她们的交流要比我预想的轻松。第一次去东莞之前我曾担心她们怎么会在大街上跟我谈，那些公司保安是不是也会问这问那。事实上，这些问题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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