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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3年06月08日
在“笑贫不笑娼”环境下，能挣到钱，能挣到很多钱，成了许多人的人生信条。人人想致富，但法治意识、法治规则、权力监督又跟不上，各种令人惊奇的生存手段就层出不穷了。作为生存弱者的打工女孩，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以求生存下来
1991年，电视剧《外来妹》让世人认识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打工族；2008年，英文版纪实文学《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以下简称《打工女孩》）一书，让美国人认识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中国打工女孩；2013年，中文版《打工女孩》在中国面市，再次引发人们对于中国打工女孩的关注。5000多万个中国打工女孩，从熟悉的乡村来到陌生而遥远的城市，体验着不尽完美的迁徙自由，然而这只是她们追求个性自由的开始。
《打工女孩》用纪实的文字回答了许多有关中国打工女孩的现实问题。比如，她们一个月上几天班？能挣多少钱？有没有加班费？几个女孩住在一个房间？她们怎么交朋友？怎么谈恋爱？有什么小秘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会做什么样的发型？怎么对付老板？什么时候会对老板说“NO”？会去做妓女吗？会说谎话吗？想家吗？孤单、寂寞吗？会背哪些伟人的励志名言？怎样在一个狭小的人生通道中实现个人比较宏大的梦想？她们的迁徙自由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有哪些相似的意义？她们是中国社会变动的车轮吗？稍加注意，读者会找到答案。
打工女孩很普通，但她们也是人--人格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真实的描绘、尊重的语言，记录她们的追求个性自由的人生旅程，总是能带来感同身受的心灵冲击。
出去，过与父母不一样的生活，改变命运，是这些打工女孩最初的想法。怎么样改变命运？首先得能养活自己。找一个工作，填饱肚子，通常从工厂中的最低阶层（流水线工人）做起。一旦填饱了肚子，就开始想怎么能多挣点钱，能做个办公室文员或者销售什么的，再就是判断老板是不是一个好人，好老板，多给他干点活，不好的老板，最好能尽快离开他。再后来就是看一看一起来打工的人有啥变化了，是否在技能培训班里学习，是否自己开店了、自己当老板了，找了啥样的男朋友，是否买了车、买了房等等。通过反复比较工资、技能、老板、同事、同乡、朋友，找到自己上升的方向，然后行动，改变命运的日子就到来了。
从个人纵向发展的角度看，《打工女孩》中的主人公伍春明和吕清敏，确实在慢慢朝上走，获得了阶段性的人生意义。比如，1974年出生，来自湖南的伍春明，1993年到广东东莞打工，到2007年有14年的工作经验，她从一家玩具厂的工人起步，其间差一点被骗到妓院，和老板谈判升到管理层，后来又卖藏药和墓地，做过两次传销，做过记者，还做过建筑材料公司销售员，和男友一起开过建材批发公司，收入从每月100元，到过每月数万元，后来又到每月1200元。
1986年出生，来自湖北的吕清敏，2003年到东莞打工，到2007年有4年的工作经验，她从一家日本的做液晶显示器的工厂起步，做过电子公司的办公室文员、人力资源部职员，橡胶公司人力资源部职员，一家香港手袋厂的人力资源部职员，一家五金厂的采购部助理、采购员，收入从每月400元到每月1200元，另外还有每月6000-10000元的回扣收入。
单从伍春明和吕清敏两个人的工作履历中，就可以看到她们人生的起承转合。用《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的话说，她们身上都有一股“在世上闯出一番事业的无畏精神”，她们“离开家，吃苦受累”，“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她们一切靠自己，创造属于她们自己的新生活。显然，她们在艰辛的打工生活中，努力塑造着属于自己的自由精神。
如果细究打工女孩命运转换的整个过程，人们会发现许多灰色的生存规则驻扎在周围，有的还向她们的内心深处蔓延。比如，金钱至上、拿回扣、说谎、厚黑学、偷盗、用假身份证、用假学历、用假驾照、随处可见的等级制、粗制滥造的观念等等，都在这些女孩们的生活中被试验过，使用过。在那种环境下，随口说谎、行骗，可以获得即时的好处。用一张假身份证可以找到工作；随口说谎，就可以增添若干年的工作经验，找到稍好点的工作；用60元买一张假大专学历证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拿着假驾照，就开车上街了；用一套“方与圆”的厚黑学就可以卖书、传播一套混淆视听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和看门的保安关系好，就可以从工厂中偷出东西；用行骗的方式，可以赚钱、拿回扣。用书中智通学校邓老师的话说：“太老实的人会被社会淘汰。”就这样，诚信原则的底线一再被下移，早年在学校中接受的那些诚信教育在实践中不堪一击。
与广东东莞快速崛起的工厂相配套的，是一种残酷的丛林竞争规则。初出家门的打工女孩们，一步入社会，就要被迫学习这套规则，直到应用自如，才能生存下来。在这样的规则中改变命运的女孩们，获得了一些成就感，以至于她们在生活中很难有意识地摆脱这种规则的束缚。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追求自由的命运，带有一种灰色人生特色。《打工女孩》作者并不想指责这些女孩的生存规则，只是对她们的所作所为报以同情的理解，因为，理想社会的法治规则、诚信原则距离她们生存的现实环境太遥远了。
作者想说的就是现实，真实的生活，这可能与那些“伟大光荣正确”的定性评价非常不一致，但它是真的。既然是真的，就要考虑它背后的原因。30多年的市场经济熏陶，让中国人认识到钱的重要性，以及挣钱背后的竞争规则。在“笑贫不笑娼”的环境下，能挣到钱，能挣到很多钱的结果，成了许许多多人的人生信条。追求有钱的结果，演变为人人想致富，政府想要GDP和税收，企业想要利润，但是，法治意识、法治规则、权力监督又跟不上，那么，各种令人惊奇的生存手段就层出不穷了。作为生存弱者的打工女孩，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不与之对抗，以求生存下来。这就是作者对这些打工女孩各种作为的同情与理解。
为了加深这种同情与理解，作者还把以打工女孩为代表的人口迁徙，与其家族在18世纪清朝康熙年间迁徙吉林省相比较，与其父母在20世纪60年代初迁徙美国相比较，与作者自己的四海为家相比较，感受那种“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感受那种“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的苍凉感。
当然，作者也理解打工女孩开始新生活的快乐和自由，因为个体迁徙的完成常常代表一个新家庭历史的开始。如果这些打工女孩能在城市里扎根下来，毫无疑问，她们为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庭历史。但是，创造这种历史的难度太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1.6336亿人。其中，根据专家分析，约99%的人在城市没有自己的住房，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不到20%。由此可见，中国打工族虽然享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之名，一度也被统计在城市化率的可喜数字中，实质上却没有获得中国社会的公平回馈。究其原因，包括城市居民的歧视，收入、住房、教育、社保资源的分配不到位，打工族的公民权利保障不到位，政府权力的扩张和掠夺等等。在历史学者秦晖先生看来，中国打工族的“低人权”现实一直存在，而且至今没有根本改变的政策和行动。所以，对于大多数中国打工女孩来说，要想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庭历史，真是一个宏大的梦想。
难道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吗？也有希望。这个希望就在于千千万万个打工者获得了自由。有了这个自由，他们就可以给政府、企业和社会施加自己的压力，促使各方帮助其实现自身的权利诉求。《打工女孩》也对此报以乐观的评估：“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打工女孩为何要冒着风险彰显个体意识？因为她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能忍受的极限已经到来，不对老板说NO，就对不住自己的内心。她说NO了，老板才意识到她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而且是令人不得不尊重的自由个体。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多，打工女孩会越来越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充满向往，这种向往到达顶点，就会形成现实的推动力量。到那时，政府、企业和社会都不会不尊重她们的向往，而她们的好日子就会加快速度到来。
另一个例证是，打工女孩的自由意志已经冲击了她们成长的家族传统。本来，家族传统希望她们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地给家里寄钱，几年之后，必须回家找个家乡附近的男人结婚生子，过小日子。但这些女孩进城打工之后，就频繁地换工作，找自己的发展机遇，想尽办法呆在城市里生活，过与父母不一样的生活。那些挣钱多的女孩更是改变了家族权力的控制结构，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可以更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未来。因为见了世面，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再依靠家里，这些打工女孩可以更自由地恋爱，自由地决定与谁发生关系。就像吕清敏和她姐姐在她们父母面前坚持恋爱自由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一片天”，“每个人得走自己的路”。面对这样的变化，她们的家族传统已显得破旧不堪，无法理解也无法应对打工女孩的自由选择了。而冲破家族传统的束缚，只是这些打工女孩追求自由发展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而那些束缚她们自由发展的各种力量就会被迫退让，最终各方达到一种平衡。
此外，《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以自己家族的苦难、奋斗经历，为中国打工女孩开拓视野、伸张自由提供了现实的借鉴。张彤禾是华裔美籍记者，曾供职于《华尔街日报》，也是《纽约客》、《国家地理》等媒体的撰稿人。她以实际倾听者的角度观察中国打工女孩的日常生活，不仅赢得了打工女孩的信任，而且还把打工女孩的真实境遇告诉了世界，并让世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关注打工女孩的命运。打工女孩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自己的故事也有现实的价值，也知道了如何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如何赢得他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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