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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作者：中国社科院/薛力来源：中国社科院/薛力
“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在中国大陆被屏蔽已经大半年了，似乎有必要评估这一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决定下一步的政策措施：是继续全面屏蔽、还是改为选择性屏蔽、抑或干脆不予以屏蔽？
屏蔽谷歌学术的原因大概有三种：
（1）惩罚谷歌，原因在于谷歌与美国ZF进行了必要的合作，却不愿意与中国ZF进行类似的合作。所以，中国屏蔽了包括谷歌地图、谷歌电邮在内的所有功能，尽管百度地图缺乏全球搜索功能，谷歌邮箱的强大功能让用户享有很好的体验。殊不知，由于谷歌学术对学术文献的强大搜索能力，这一功能对中国学者的价值已经难以替代。谷歌学术功能对教育网用户定向开放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2）难以区别学术与非学术内容。但这是技术部门的事情，不应该让全中国的学者为此付出代价。而且，理论上，通过“反向爬虫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强化技术部门、给予更多的人力配置。
（3）这是一种尝试措施，试探一下是否有必要。如果是基于这种认识，那么，显然属于拍脑袋决策，把无法使用这一功能的学者乃至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心理上的反对派。即使是教育网用户，也很难对这一政策有好感，因为这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互联网用户天然享有的权利，中国ZF对此并无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这一政策的最大弊端是：突破了ZF管理学术的伦理底线，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缺乏必要自由的典型例证。众所周知，政治学理论的常识是：ZF是必要的恶。而屏蔽谷歌学术的举动，相当程度上等于把学者观察外部世界、进行全球比较的那部分眼睛与耳朵功能给堵上。这不但不明智，而且跨过了ZF行为的底线，构成一种不必要的恶，所以，学界对这一行为的反应是：一边倒地从内心表示反感。ZF不会希望一种政策产生这种效果。还有，屏蔽谷歌学术对于像笔者这样不喜欢翻墙的学者来说有影响，但对于会翻墙者的影响并不大。那么，屏蔽政策不是在鼓励学者们翻墙，而且带着正当感与正义感？显然，产生上述效果的政策措施有修正的必要，继续全面屏蔽既不合适也不合理。
那么，该如何修正？
选择性屏蔽不可行且无必要。政治不正确的普通网络文章，只要输入少量的敏感词就可以过滤掉或者选择出来。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文献不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专业性强，如果要对所有内容进行甄别，需要建立一支涵盖大部分语种、大部分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庞大鉴别队伍，操作起来技术难度太大。何况，对于海外学术文献数据库也没有采取类似措施，单单对谷歌学术这么做不合适。
因此，现在的合适做法是：开放谷歌学术功能。毕竟，“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ZF对于学术研究行为如果比照宣传行为进行管理，将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其中之一是，影响到学者对情况的了解与把握，相应地，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将是片面而有缺陷的，这将影响到ZF的决策质量。这种情况过去屡屡发生（尤其是在陆上边界、南海、东海等所谓敏感问题的研究上）。这在没有开放时期难以避免。现在不同了，为实现中国梦，新一届中国ZF正在转为采取主动进取外交，为此越来越多地问政于学者，学者的建议对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学者的局限性很有可能转变为政策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显然应该尽量避免。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谷歌声称“不作恶”是企业的经营理念，却又依据美国ZF的要求提供信息，而对于包括中国ZF在内其他国家的类似请求却以“不作恶”作挡箭牌，比如，法国ZF曾要求谷歌就搜索结果中指向法国新闻网站的链接付费，而谷歌则威胁将在搜索结果中移除所有的法国新闻网站。这似乎展示了谷歌伪善与双重标准的一面。其实这不过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现代版。一个间接的例子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受到的惩罚似乎不怎么明显，而其他任何国家这么做将有一系列后果，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对此都深有体会，并抱怨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一个直接例子是，谷歌的强大搜索功能让欧洲消费者害怕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欧盟因此制定法律，要求谷歌让欧盟民众享有“被遗忘的权利”。谷歌对此虽然不情不愿，却不得不执行。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对于很重视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中国ZF可以施加明显的影响力。对于不很在乎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中国ZF的应对措施考虑的重点应该是：中国消费者受影响的程度。不能用惩罚中国消费者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影响力，特别是不能用限制中国学者知情权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影响力。这无异于对谷歌说：你不听我的话？那好，我打自己，我还要把自己的耳朵与眼睛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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