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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非“走资派”的遭遇
她经常挨这样的斗，实在没有新口供。渐渐地神经就不正常了。
我在“文革”中，是一个“走资派”，无缘无故挨的斗就不说了，说一件并非发生在“走资派”身上的事。
有一个女校对，叫程穗，业务很熟练。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当过小职员，“文革”开始，她就跟着我这样的“走资派”一起呗掀了出来，下放到干校劳动。
虽然都是在干校劳动，我们这些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革命群众所受的待遇可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经常挨斗，还得自己开会互相劝说坦白。
程穗老是愁眉苦脸，老说：“我是解放不了啦。”我就劝她：“最难解放的是我这样的‘走资派’。你能有多大事？你把在旧社会当过什么差，说出来就算了。”她说：“我真想赶快坦白，可是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当的什么差呀！”
“你自己干过的事，怎么会想不起来？就把你一辈子做过的大小事情都跟他们说一遍吧。”我劝她，她低头说：“我想，可是……我想不起来呀！”
开她的批斗会，我在旁奉陪，革命群众吼叫：“你到底在国民党支部做的什么狗官？”她满脸惶急，咕哝着说：“我做……做支部委员。”革命群众又喊：“什么委员？”她又咕哝：“宣……宣传委员吧。”于是革命群众大哗：“不说实话！你避重就轻，我们手里铁案如山！”
她经常挨这样的斗，实在没有新口供。渐渐地神经就不正常了。嘴里老念叨：“我是什么委员……”后来有一次服毒自杀，却被救活了。灌救的人边救边骂：“你喝药不喝？你不喝，就拿大粪汤灌你！”她在这样的“救助”下又活下来。我得到“解放”时，看见她神志已经不清，每天只吃一点稀饭，还经常倒掉，最后一口不吃，大概决定绝食而死。这时我才得知了那个要她性命的“秘密”。原来在国民党一本名册上写着她是一个支部的监察员，就是比什么委员都更低的一个“员”，并没有具体职务。她说“想不起来了”，很可能根本是个空名。
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死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www.earm.cn/田成杰/ 2015-3-2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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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思痛录（增订纪念版）思痛补录》，韦君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原标题为《并非发生在“走资派”身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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