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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影响非常大，其许多观点和理论正在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和现实经济的真实走势。中国宏观经济这些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这些观点和理论错误直接相关。不对这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的许多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与凯恩斯80年前（即1935年）写作《通论》所处时代所存在的问题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今日的世界经济也是处于次贷危机以来的艰难复苏之中，中国经济也正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和通货紧缩风险上升的危险。面对这种国内外的现实困难，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仅犯上了凯恩斯所批判过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错误，对现状提不出正确的解释和有效的对策，而且又犯上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错误。
归纳起来，有三点非常值得重视：
一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所接受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也是存在着对一些经济问题的重大偏差和错误认识，而这些偏差和错误认识是如此普遍地被接受、被传播，以致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
二是面对现实中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不仅提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相反在这种主流经济学的错误理论和观念的影响下现实经济情况不是在向好，而是在向坏；
三是凯恩斯主义在对古典经济学“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教条进行革命的同时，也犯上了“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新错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仅犯了凯恩斯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的错误，而且犯上了凯恩斯主义新的综合征。
主流经济学十大谬误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普遍得到认可和流行，并正在影响和危害中国经济的错误理论和认识，突出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现象看成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优势，一直主张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控制投资，放慢增长。
二是混淆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没有注意投资与消费在两种不同增长中的不同作用。错误地认为消费可以促进增长，主张用消费取代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看到在长期的潜在增长中，消费根本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只有投资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长期供给，是联系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真正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正变量。
三是没有深入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中国高储蓄的真正来源。没有发现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与中国人口结构的独特性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历史巧合才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高储蓄现象。
四是基于对中国高储蓄形成原因和投资高低判断标准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投资恐高症、投资厌恶症，普遍反对中国的高投资。
五是没有看到基于高投资而来的高增长，对一个经济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有利条件，伴随高增长而来的结构问题、污染问题、能耗问题、环境问题，解决的正确之道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结构调节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应是否定高投资、否定高增长的必要与好处。
六是由于对中国高储蓄与高投资形成的原因及相互关系的错误认识，因而无法解释中国高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真正来源和本质，理论界充斥着诸如贸易顺差源于国内产能过剩、进口太少出口太多，源于出口定价太低，工资太少，土地环保成本没有覆盖等似是而非的认识，因而采取了很多提工资提成本挤压企业出口的措施，致使沿海地区出口企业优势大伤，纷纷外迁。没有看到如果不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入手去解决高储蓄下必须进行高投资这个根本问题，高额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等问题是难以真正解决的。
七是面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储蓄剩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不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和投资建设需求难以满足、国内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市场水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归因于金融，没有看到形成这种怪象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正是由于对投资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投资存有偏见，因而抑制投资。经济下行，进口上不来，顺差自然而来，储备自然增加，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央银行在被迫应对流动性过剩冲击与保增长保稳定之间坚难前行，承担宏观经济失衡的压力。
八是把房地产、地方ZF融资平台所投入的基础设施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实体经济就只剩下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同时，主流经济学家又普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过剩，如此一来，我们所提倡的希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只能把巨额的国内金融资源投入农业、服务业及他们所说的新兴产业、高新科技等吸纳资金能力有限的风险高、产业脆弱、不确定性大的领域。事实上，房地产业是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四大基本需求“住”的问题的重要产业，地方ZF融资平台投入的又是与“行”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领域，不把“住”与“行”看作实体经济，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所谓实体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中与证券股票等金融相对应的虚拟经济而言，是应该包括创造物质财富的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为防止金融等虚拟性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行业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自我繁荣。
九是判断一个产业是否过剩，唯一的主体应该是市场主体，解决市场过剩问题的机制应该是市场机制。但当前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在提倡市场化改革，主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说中国这个产业过剩，那个产业不足，主张推进结构调节，加快解决产能过剩等主张。
十是忽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存在紧迫问题及差异性，忙于在总量超越的喜悦中去总结经验、推广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放慢点了，数量和速度没有过去重要了。如果我们回到城乡差别、东中西差别、总量与人均的差异、城镇化、农民工、老龄化等现实问题中来，其实发展的紧迫性一点也不能放松，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减少。按人均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质量等来比较，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还相差很大，我们的经济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中陷阱危险，还面临着中国独有的极度老龄化陷阱冲击，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仍像过去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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