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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近阶段尤其是近几天关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借用总理的话说：“我对你们的数据很是担忧啊。”14年三省GDP增速全国后5名，15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滑，可能会接近4%。在全国经济与去年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什么东北地区下滑压力如此之大？或者从纵向来看，为什么“东北振兴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发生巨大变化，但去年骤然出现如此低靡的状况？”那我们简单地看看背后的原因。
我们知道，GDP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出口。（当然如果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并不能用这解释，但在一年的时间我们想看变化还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这三个部分都怎么发生变化。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消费函数形式是由人的偏好决定的，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一般情况下短时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去年不是一般情况。有的人可能已经想到了，去年以及现在是反腐年，打击公款吃喝等等，当然改变了消费，至少在可统计范围。有人可能要跳出来了，你这不是在为贪污找借口吗，这不是反腐影响经济论吗，你就是腐败利益集团的发言人！您别急，如果这就受不了了那后面您还怎么看呐。我在这想说的是如果三公消费减少了但总预算不变甚至更高，那减少的消费去哪了。一种情况是这些钱作为转移支付返还给居民，特别是贫困居民，如果这样的话，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应该高于至少不低于或不至大幅度低于原消费，道理大家都应该明白，那么一定是其他两部分有问题，或者问题更大。另一种情况是这些钱被用来投资了，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则要么是投资的效率太低，要么还是另两部分有问题。
再说出口，众所周知，2014年全球经济成复苏趋势，尤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美国增长强劲，有近5%的增长，而且人民币汇率也保持稳定，甚至还出现了小幅贬值。另外石油价格的大幅降低对石油进口国的中国来说也是重大利好。整体外部环境的稳定或者说利好表明出口不应该是中国经济问题所在。当然，对东北地区而言，外部环境并不如全国一样，东北地区最大的贸易国日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由于和中国有关东海和历史问题的分歧影响了经济往来，而且日元的贬值也导致对东北直接投资的下降。但我们如果把这作为问题的主要解释变量又可能和全国的整体情况有所分歧，所以可能从全国范围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因素。
最后说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占我国GDP很大比重，民间一直有着“跑部钱进”的说法，和政府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无论按照何种经济理论来说，投资都是为了更高的收益，是为了未来更多的消费，但中国一直以来的政府主导的投资的质量和经济效益都不敢恭维，并且其中的灰色收入一直以来都为人所诟病。这也是政府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所在。反腐的大力进行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的势头，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官员的激励，造成了官员懒政、不作为的状况。而东北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残留最多，国有企业比重最大的地区可以说是要比全国平均水平更甚。如果从去年短期来说，反腐就成为了解释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不是说反腐不对不好呢。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缕清背后的逻辑。针对政府和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关系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在这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争议的，它包括定义产权、保护产权、执行合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守夜人”的角色。第二类是争议较少的，包括某些法律法规比如反垄断法等，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有关的规制。虽然一些比较极端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干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对这些领域的适当规制的正面作用大于干预带来的成本。第三类是很有争议的内容。比如政府对价格（房租、地租、工资、汇率等）的管制、对贸易的限制、有倾斜的产业政策、甚至是以经济主体的身份直接进入市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干预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面影响，但其负面影响（比如市场扭曲、寻租、腐败、低效率）是十分明显的。而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前两种做的不够，而是对第三类情有独钟。作为计划色彩浓重的东北政府更加重视第三类职能。就如总理所言“听说一个公益项目审批盖了100多个公章，跑了一年多都没批下来”。亚当斯密说社会分工导致了贸易的产生，不同的生产要素获取其相应的报酬，在斯密的眼里，政府应该主要关注第一类即守夜人，但当政府进入了经济活动，进行第三类活动是，政府是否也是经济社会分工的一分子呢？那么政府的权力要素是否应该获得报酬呢？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是运动式反腐还是建立所谓的反腐制度让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都是空话。李克强总理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东北的考察时也说“更重要的是打破体制机制束缚”，而且在过去的一年，李也大力“精简放权”，下放了一批审批权。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注意在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本次总理给东北开出的药方有提前启动十三五规划，推进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棚户区改造。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如此，政府是不是还要大操大办、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呢？这是否和整体目标一致呢？
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法治的含义实在是太广泛了，在这里我们只关心其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法治有两层经济含义。首先是约束政府，即约束政府对经济的任意干预。第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包括产权界定保护、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等。这通常要求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情况下以第三方的角色操作。如果说第一个含义要求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那第二个含义就是要对经济施加规制。正是通过法治的这两个作用，现代经济在制度上确定了政府与经济人之间保持距离关系。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有活力、有创新、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现在中国，包括东北地区，第二层约束经济人做的过犹不及，如上文所述。但在约束政府角度做的微乎其微。为什么约束政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呢？首先，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企业和个人，因为政府可以有个人没有的手段，比如征税、警察。其次，给定政府这一权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倾向很难自抑制。而后，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预期到政府的这一行为，便没有激励投资或做扭曲性投资，包括投资投机短平快项目、对政府寻租以换取利益等。这就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障碍，究其根源，则是政府在不受约束下，对经济人的承诺变得不可信，百姓形成“政策多变”的预期。而这又往往形成双输的局面，由于激励下降，经济不发展，政府的税收往往还会因此而减少，所以政府行为不受约束最后也会损害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权力的悖论。政府权力越大，行为越我行我素，使得承诺越不可信。当经济参与者不相信政府许诺的政策时，他们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最后反而使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反之可得到双赢的局面。
本文无意给出对东北地区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只是由此引申进行了一些讨论。中国的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注定是是一场复杂又艰辛的过程，但愿中国不要让“后发优势”止步于“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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