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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跪倒在华沙犹太人起义死难者纪念碑前（见上图）。这一举动成为德国悔罪的象征。1984年，法德两国当时的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凡尔登战役纪念遗址举行的一场感人的纪念仪式上握手。凡尔登战役发生在1916年，死伤士兵达70万或更多。
而在亚洲，尽管二战结束已有70年，类似的和解举动仍几乎不可想象。现在亚洲各国对历史的看法，不仅没有随着记忆的淡化而变得不那么争议多多，反而变得越发充满怨毒。日本和美国已是亲密的盟友。然而，即使他们之间都不能就如何记述历史达成一致。2015年安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参观珍珠港(Pearl Harbor)，让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访问广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这体现出历史上那两个事件的意义在今天仍然存在多大的争议，以至于两位领导人都仍不可能在不触怒受害者或者施害者的情况下发表任何有意义的言论。尤其是，奥巴马会觉得很难为美军当年投下原子弹道歉，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样做缩短了战争进程，挽救了许多生命。
连美国和日本都很难做到的事，对其他国家来说更近乎不可能。诚然，一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已翻过了这段历史。但在中国和韩国，对日本的仇恨依然根深蒂固。
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执意想要让旧日的仇恨保持新鲜。中共的合法性来自它在驱除日本侵略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于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而言，反日情绪仍可以用来团结选民。同样，对安倍来说，让民众普遍感觉中国既强大、又仍未原谅日本当年的侵略行为，对于他扩充军备和重新解释和平宪法的努力至关重要。
多年来，日本几任首相都发表过道歉，但我们仍常听到一种说法，即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其侵略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善于将当代事件从历史中抹去的中共，仍在在教育日本要坦白承认其过去。
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说：“日本基于错误的国策进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导致了无可估量的灾难和痛苦。我愿意，鉴于我国这些令人悔恨的历史......表示深切的悔意和哀悼。”这是个道歉，尽管当然了，道歉的对象有权质疑其诚意。对他们来说，日本人在历史细节上找茬（比如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以及日军慰安妇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日本首相屡次参拜供奉战争死难者的靖国神社，常常让这类声明显得苍白无力。
东京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国际研究的杰夫•金斯顿(Jeff Kingston)教授说：“日本需要正视历史，但邻国也有义务接受……伸出的橄榄枝。”
我们可以再比照一下欧洲。在2009年的停战纪念日，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说，战争“对双方都同样可怕”，他补充说，正如法国的孤儿和妻子曾为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哭泣一样，德国的孤儿和妻子也曾为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哭泣。在当前的环境下，很难想象北京或首尔方面能表达这样的情绪。
如果历史问题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对其进行控制。而安倍暗示要重新审视过去道歉的用词，对此毫无帮助。例如，在貌似质疑“侵略”(invasion)一词含义的发言中，他为那些声称日本仍不承认自己战时罪责的人提供了口实。
安倍执意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骇人历史中挽回日本人的名誉，这种执意是错位的。日本不应该在学校中美化这段历史，日本儿童可以从学习这段历史中得到极大的收获。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羞愧地低下头，而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当年那个让日本陷入一场毫无胜算的灾难性战争的制度有哪些缺陷。
至于安倍想让日本人重拾自豪感的远大抱负，这是最容易实现的。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许多历史时期都远比日本对外侵略时期更适于被翻出来。在整个古代史中，不论是在平安时代、德川幕府时代还是其他时期，日本都是一个文化和社会创新的熔炉。
更近一些，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非凡的几十年间，日本证明了亚洲国家完全像欧洲人一样有能力建设一个富裕而现代化的社会。
那是日本对亚洲以及亚洲民众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都能认同。
译者/陈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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