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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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到世纪之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当前银行监管有效性的质疑和金融安全的高度关注。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成为发达国家银行监管的指导性文件，并逐步形成了以资本充足性监管为核心，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为保障的全球监管模式。2001年的《新巴塞尔协议》又进一步强调了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的重要地位，形成了银行监管三大支柱，即资本监管、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同时许多学者对《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的银行监管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一、资本监管
系统研究银行资本监管的文献始于美国储贷危机，当时人们发现CAMEL风险管理体系并不能防止银行危机（Kahane，1977）。随后Kareken和Wallace（1978）构建了一个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银行监管均衡模型，指出只有资本监管不能减少银行失败的概率，资本监管与其他监督手段相结合将提高监管效率。Koehn和Santomero（1980）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引起学者们对银行资本监管有效性的进一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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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监管 东南亚金融危机 Wallace 新巴塞尔协议 存款保险制度 次贷危机 东南亚 委员会 巴塞尔 贷款人

（一）单一资本充足性监管的有效性
众多研究表明，单凭资本充足性监管并不能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Kim和Santomero（1988）的均值—方差模型分析发现，对单一资本比率进行监管是无效的，还必须在存款保险公允定价基础上采用风险加权来计算资本充足性比例。而Rochet（1992）认为，基于风险加权的资本监管也未必能够防止银行的高风险行为。如果银行目标是追求未来收益最大化，那么资本监管无法防止银行投资高风险资产的行为；但如果银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资产管理者，那么资本监管才会有效减少银行投机行为。Passmore和Sharpe（1994）、Thakor（1996）采用静态模型分析表明，基于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导致银行的风险转嫁（risk-shifting），从而不能降低银行风险。Jones（2000）认为，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技术手段会激励银行采取监管套利行为（regulationcapitalarbitrage，RCA），从而降低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甚至起到反作用，如Lam和Chen（1985）的研究表明，在取消Q条例、放开利率监管的情况下，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反而有可能增加银行资产风险和银行失败的概率。由于静态模型没有考虑到银行间的相互影响，尤其当短期因素存在时，会导致模型复杂化，所以静态模型无法充分刻画这些内容（Hellwig，1998）。Blum（1999）用一个两期模型证明，在动态投资组合中严格的资本要求会导致投资组合风险的增加。更进一步地，Hendrik和Schnabel（2007）对银行业竞争状况和贷款市场的研究表明，严格的资本监管会降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二）存款保险与资本充足性监管
众多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下的资本充足性监管做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存款保险能否公允定价以及能否增强资本监管的有效性上，然而研究结果分歧较大。
存款保险公允定价问题的研究，最早始于Merton（1977；1978）的存款保险期权定价模型。他研究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将存款保险作为看跌期权的套利定价问题。结果表明，若存款保险费率的风险敏感性较低，银行会通过增加资产风险等套利行为提高看跌期权的价值。Mel-la-Barral等（1997）扩展了Merton的分析框架，引入存款提取风险，研究了关于银行失败的监管政策对存款保险公允定价的影响。John等（1991）指出，即使存款保险得到了公允定价，如果在监管规则中没有使之与资产风险相联系，也不会减轻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Chan等（1992）认为，公允存款保险定价是激励不相容的，并且对存款保险进行公允定价是不现实的。Freixas和Rochet（1998）在更一般的框架下考察了存款保险公允定价下的激励相容问题，指出公允定价虽然可行，但必须给予低效率银行以补助才能实现。但这种补助会降低银行业的效率。存款保险能否增强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学者们分歧较大。Kahane（1977）、Kareken和Wal-lace
（1978）、Sharpe（1978）等利用状态偏好方法研究了此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完全竞争、完全保险和保费率固定条件下，银行存在明显风险承担行为。Barth等（2001）也指出，存款保险制度会降低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银行资产质量，并可能形成监管的激励相容（Giammarinoetal.，1993；Nagarajan&Sealey，1998）。Furlong和Keeley（1989）以及Keeley和Furlong（1990）的价值最大化模型研究表明，在考虑银行失败概率和存款保险看跌期权价值变动时，资本标准减轻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Cooper和Ross（2002）认为，对存款实施完全保险会使存款人没有动力去监督银行；如果存款保险制度与资本充足性监管有机配合，将克服存款保险的逆向激励，实现银行监管的最优。Barth等（2005）的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资本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
更多的实证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银行监管中起负作用。无论是Marcus和Shaked（1984）的单期存款保险期权模型检验，还是Pennacchi（1987）的多期模型、Hovakimian和Kane（2000）的无限展期股东收益模型检验，都表明资本监管并没有有效地阻止银行业的风险转嫁问题，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会加剧这种风险行为。

（三）银行特许权价值与资本充足性监管
Guttentag和Herring（1982）认为，特许权价值有助于减轻银行的风险承担，但是随着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其降低风险的激励减弱，甚至会起到逆向激励的作用。Marcus（1984）认为，银行
特许权价值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资本充足率，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但随着银行业竞争加剧，特许权价值将会降低，从而加剧风险承担行为（Matutes&Vives，1998；Hellmannetal.，2000）。而Keeley（1990）的研究表明，银行的风险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许权价值与其资产的市场价值的比较。Weisbrod等（1992）、Demsetz等（1996）的实证研究发现，特许权价值对银行的审慎经营有显著影响，特许权价值降低将激励银行的投机行为，导致资产风险增加。Demsetz等（1997）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特许权价值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特许权价值可以形成银行控制资产风险的激励（Barthetal.，2005）。

二、监督检查
不完全信息和非公允的存款保险定价决定了对银行实施监督检查的必要性。《新巴塞尔协议》指出监督检查不应是随意进行的，而应与其他支柱同等重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监督检查的必要性
监管过程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单凭资本充足率监管并不足够，因而应该强调监督检查的作用（Calem&Rob，1999）。FDIC认为，减少检查力度和增加现场检查时间间隔，使监管机构难以应对银行出现的新困难。Grossman（1981）证明了存在信息披露成本的情况下，银行可能不会完全披露信息，因而强制银行披露信息十分必要。Jones和King（1995）的研究表明，银行经常利用财务报表高估其市场价值，因而需要监管机构进行频繁的检查。Gorton和Pennacchi（1990）认为，银行资产不透明及其业务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使市场参与者很难判断银行的经营状况，因此对银行进行监督检查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Berger等（1991）指出，监督检查能够揭示银行真实财务信息，并能促使其提前公开内部信息。Flannery和Houston（1999）认为，市场参与者可以从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中了解更多信息，从而改变对银行的评价。Dey-oung等（2001）发现，监管机构对银行的检查可以影响银行次级债券价格。Prescott（2004）指出，检查可以防止高风险银行宣称自己风险低而逃避检查。如果不能有效地监督银行并对没有达到监管要求的银行进行惩罚，即使设计合理的监管措施也无法达到监管目标。
（二）如何实施最优的监督检查
Blair和Heggestad（1978）认为，最优的监督检查方式应该是监管者根据效率边界设定一个可接受的银行失败概率和自由选择资产业务的边界，在边界内银行可自由选择任何资产形式来实现效用最大。如果超出边界，监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行动策略有即时矫正和渐进式矫正两种，Kocherlakota和Shim（2007）认为，银行所有者在权衡侵占银行贷款收益与失去抵押品时，最优的监管是在抵押品价值相对较低时要有监管容忍，但事后必须执行即时矫正策略处理问题银行。美国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支持即时矫正，反对监管容忍。Hamalainen等（2003）、Kaufman（2006）也持同样的观点。Freixas和Parigi（2008）则希望将即时矫正推广到世界各国。但Sleet和Smith（2000）指出，即时矫正并不总是最优的，因为银行破产时常常会带来较大的社会成本，冲减即时矫正策略带来的收益。Nagarajan和Sealey（1998）认为，即时矫正不能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而在固定保费率和理性监管宽容下会出现激励相容

监督检查包括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可以更有效地限制银行风险，但是Gilbert等（1999）认为，现场检查会增加监管成本，给银行带来更加繁重的任务。1980年代的巨大检查压力导致银行逃避检查的行为（Reidhill&O'Keefe，1997）。因此，目前这种方式常常以定期检查形式出现。非现场检查包括银行报告分析（supervisoryscreens）和模型分析。从理论上来看，后者优于前者；但是从实践来看，前者使用得更多些（Cole&Gunther，1998）。对于前者，监管者依据各种财务比率，结合自身经验进行判断，灵活性更强，对银行变化能够作出及时反应；而模型分析则反应较慢，并且开发成本很高。总的来说，两者可以相互补充。Rochet（2004）认为，对不同风险程度的银行应采用不同的监督检查方式。
在监督检查中，监管者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可采取事前控制和事后惩罚两种方式。Milne和Whalley（1999；2001）分析表明，对违规银行的事后惩罚能形成银行服从监管的激励，使监管效率更高。Milne（2002）的比较研究表明，监管者在事前控制中不可能实现连续监督，只在有限时点上对银行进行检查，即使银行违规，监管者也不会做出严厉惩罚。而事后惩罚不需要完善的规章设置，但能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使银行自律。所以事前检查监督与事后惩罚必须有效配合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Chami等（2003）指出，监督检查要以监管目标为导向，给予银行灵活性，以确保风险状况能在财务报表中反映。这样，监管者无需过多地了解和干预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简化了检查过程，增强了监管者及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当然，该办法也存在不足，监管者很难在事后对银行进行令人置信的处罚

在资本充足率要求下，ZF监督检查的能力限制与市场监督的缺陷，决定了单凭ZF或市场来完成对银行的有效监管都是不现实的，因而一个最优监管设计应该是ZF监管、监督与市场约束的有效配合，以达到《新巴塞尔协议》的银行监管目标。ZF监管应根据自己的信息能力与监管成本来决定监管的范围与程度，而在市场具有信息优势的领域则应由市场约束完成银行的监督。至于如何实现银行监管三大支柱的最优配合问题，也是今后我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银行监管中共同面临的新课题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