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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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孤独的人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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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化的语言不能呈现环绕在我们身边的巨大不安和孤独。
　　每个人都深感孤独：农民工和他们留在故乡的妻子、城市流浪者、知识分子、办公室文员、子女远离的老人、小卖部的老板、试图有所作为的官员、夜不归宿的商人……
　　这种不安和孤独看上去非常不同，经济条件、生活轨道、描述的语言、梦想。
　　但不安和孤独又如此相似，这巨大的、隐隐的不安其实具有同样的形状，每个人都被某种“高远的”目标所驱使，以至于安于现状者不得不为自己的安于现状而辩解。
　　自从晚清瓦解，中国人从家庭和宗族、皇朝中被释放出来。他们被高远的目标和高涨的热情驱使已经一个多世纪——强国、统一、发展科技……但在过去20多年里，目标第一次变得如此个人化，不再隶属于一项共同而长远的事业。再也没有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安全的、完全正确的、伟大的、囊括所有人努力的目标，这种目标曾经使无数中国人以外人难以理解的激情从事荒谬的工作。
　　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浪漫的集体目标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信誉，逐渐被高度分裂的、个人化的追求和计划所取代。这种追求和计划可能是一座别墅和宝马车，也可能是不断更新的性伴侣，还可能是对子女的成功教育。那些对集体主义时代抱有怀念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当中那些不能为自己设立短期目标的人，比如北京和平里的一个小卖店主，便任随自己屈服于“日常生活的机械状态”之中。
　　这种对旧日的怀念也可以用来解释当下中国民众对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习惯性关注，《参考消息》和《新闻联播》的阅读和收视率使绝大部分美国媒体望尘莫及。《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在2005年世界各大日报发行量中排行第八，即使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期，众多报刊发行量直线下滑，而它的发行量几乎未受影响。一位英国记者告诉我，他最惊讶的经历是在山西的偏远村子里，当他被介绍给一个老农时，对方点头称赞：“英国《泰晤士报》，嗯，这个报纸很有名。”　
　　但是，即便是这种曾经将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的习惯也渐渐在瓦解。
　　同样在2003年，央视不得不对《新闻联播》改版，减少常规会议报道，增加民生类资讯，事实证明这个举动是受欢迎的。同样，《参考消息》的文化、生活和科技内容也在增多。
　　至于那些对平均化和同质化的集体主义时代毫无记忆的新一代，在适应个人的孤立状态时就容易得多。和那些迅速适应潮流的长辈一样，他们选择了互联网。在社科院2003年的一篇报告中，研究者发现，青少年互联网用户比非用户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且更不感到孤独。而且青少年网龄越长，越不感到孤独。六成五的青少年“为了满足交流的需要”而选择互联网。
　　可以想象，这个比例会在未来随着网民数量的上升而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对互联网的不信任也在减小。
　　我们还需要了解，互联网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它究竟增加还是减少了网民的社会交往？它能否完全替代这种社会交往？像E. M. 福斯特1938年的小说《机器停止》中所描写的，机器吞噬人的未来是否会降临？或者，互联网并没有吞噬人，反而促进和创造了这个分裂社会的新联结？
　　孤独，更深层的孤独似乎不能被亲朋聚会所瓦解。大多数人的社会网络是缺乏弹性的——同学、亲戚、同事造成了所谓的“圈子”。在一个信用和资源都匮乏的社会里，打破圈子之间的隔离是不容易的。僵硬的圈子对个人的思考、趣味、情感和发展机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在开放社会中默默地维持着封闭的零和思维。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今日的孤独？是历史、现行的种种规则，还是城市化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公共空间”的讨论，从学院到媒体，到房地产开发商的研讨会，证明了这种孤独的普遍性。所有人都在说：我们需要开放的公共空间。
　　什么是公共空间？长篇累牍地定义这个词，可能反而扭曲了它蕴含的广阔维度。它可能是村子中央一棵大榕树下的阴影，可能是一个咖啡馆，也可能是一份报纸和杂志，但它又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它近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就是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我们更认为，这个空间必须是由下至上自发形成、而非反过来。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使它无法实现这个任务，它们所制造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虚假的公共性”。
　　互联网的优点和缺陷一样显而易见。文字和图片不能替代所有的表达，不能替代一个人的气味、容貌和身体语言；发言者仅仅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出场，随时可能被版主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删除，他很难仅仅以这样的发言培养起足够的自信和责任感——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在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中，公民能够培养起深层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而自信和社会责任感正是我们这个孤独不安的社会所缺乏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立的原子，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感到无力，因为他没有任何机会和力量来改变社会规则——甚至不能要求更换自己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
　　无力感也造就了对物质的疯狂追求。一个商人说：“在这个风险社会，只有挣很多钱，才能给我安全感。”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也在造就富有者的不安。此外，各种消费场所再度把公共空间变成了封闭的圈子。
　　但是这依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在昂贵、隐蔽的俱乐部和肮脏拥挤的街心公园之间，还有我们所看不到的植物在生长。“关灯，在漆黑中躺下睡觉；醒来，开灯，让屋子变亮；吃点东西，与朋友聊上一会儿，听听音乐，参加讲座；关灯，在漆黑中躺下睡觉。”这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应该还包括开放的图书馆，改变了面目的居民委员会，不收费的俱乐部……我们所能设想到的，一切能使我们平等参与群体生活而又保持个体自由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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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oncept Logical Dialog 社会责任感 房地产开发 中国人 知识分子 办公室 农民工 流浪者

失乐园

空洞 　　直到采访结束的时候，他的双眼都没有看过任何地方，一直像吸铁石似地盯着电视机模糊的屏幕。那情形，仿佛他眼前的那个小盒子就是一个巫婆，对他施加了法术，正在吸走他的七魂六魄，和他身上的每一滴生气。 　　他是一家小烟店的老板。这家烟店就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兴化东里这条小街上。每年夏天，这条街上的银杏叶遮天蔽日，把整条街装扮得似乎是从欧洲搬过来的一般。 　　但是他肯定不会欣赏这种景色。因为除去有客人来买烟的时候，他的眼睛从来离不开大约二十公分外的那台小电视机。 　　小电视机就放在玻璃柜台上。他六岁大的女儿穿着连衣裙，站在他的膝间，仰着头，眼睛不停地在父亲的脸上游移。她肯定想引起父亲的注意，因为她总是调皮地想要逃离父亲的掌控，也许她最渴望的是和父亲有一个眼神的交流。但是，他只是简单地用两只手搂着调皮的女儿，固定她的位置，却很少用眼睛看她，只是盯着屏幕。 　　甚至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电视机上。而且，很显然，他不擅于和陌生人说话。他和客人的对话很简单，一般只要报价钱、找零钱就可以了，他从不和客人闲聊。 　　一年前，他和妻子、孩子从河南跑到了北京，开了这家烟店。这里的生意并不怎样，尤其是隔壁后来又开了一家“中国烟草”。 　　他的日子日渐清闲，而小电视机越来越重要。他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魔方”里面。 　　最后我们向他道别，他甚至没有抬一下眼皮。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眼死死地盯着电视机。 　　还有很多人，其实都像这个香烟店老板一样，每天心甘情愿地被电视掏空，被网络聊天掏空，被网络游戏掏空……而真正在身边的人，似乎都变成了真空。　 身体 　　“如果有一天你没办法这样生活了，怎么办？” 　　“自杀。” 　　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正躺在床上发烧。在这个单调趣味的社会，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生病”，就像发短信的朋友一样。他说如果有一天当他不能像现在这样每天和不同的女人交往时，他就会自杀。性生活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惟一乐趣，尽管现在他已经逐渐感到厌倦，但那仍然是他认为惟一称得上是乐趣的东西。 　　“没有人能够摆脱肉体的束缚。”他总是反反复复这样教导别人，“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的囚徒。”他以一种让人绝望的方式臣服于身体。 　　你所相信的美好的事物，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对于他们这样一群人而言，生活说到底只是一条发情的母狗。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地完成工作，挣一份工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却永远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赎救灵魂，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们戴着虚无的面具行走人间。如果有什么快乐可言，只有身体知道；但是短暂的快乐并不能持久地麻痹神经。 　　他们其实没有信仰。西方人信仰上帝，认为上帝的眼睛关注着世上的善恶，好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而在他们心里，并没有这些尺度。他们不相信平凡的生活里会有高尚的因子。 　　“信仰缺失的年代。”我们早就这么称呼这个年代了，没有英雄出现，也没有上帝出现。 一间房里的生活 　　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和波芙娃在她的《美国纪行》里所描述的1947年的纽约是那么相似。“我的朋友依然过着极端孤离的生活：此处没有知识分子可以聚首阔谈的咖啡馆与沙龙，各自过活，彼此的距离十分遥远，SL说，工作一天后，大家会犹豫要不要为了聚一下而浪费一个小时搭地铁。他们真的很想与某些朋友聚聚，却只能偶尔通通电话，保留走味的友谊，一如冰镇过的草莓。” 　　夏天，这个城市有哪一处阴凉的户外广场？这个广场要有一群白色的鸽子正在悠闲地啄食，有街头艺人在表演行为艺术；这个广场还要远离大马路的汽车尾气和喧嚣，是一个祥和安静的步行区；这个广场要有林荫，要有喷泉，有鲜花，有姑娘，有小伙子；最重要的是，随便在广场的任何角落——也许是某个台阶上——一坐，你就可以翻出一本书在大自然里阅读，旁边还可以放上饮料和三明治。 　　“布拉格的广场，拥挤的剧场，安静小巷，一家咖啡馆”，周杰伦的歌曲里的广场是多么美丽啊！但是这样一个广场在这里并不存在。 　　要透气，只能漫步街头，到处是汽车、自行车、灰尘和滚滚热浪。在这里，人们总是擦肩而过，急着上班，急着下班，急着挣钱，急着上网，他们没有机会发现彼此共同的乐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 　　离开大学以后，再没有进过图书馆。城市里，公共图书馆的大门显然只对极少数人开放，很多人都抱怨要获得图书馆的证件如何困难，而且很多书籍禁止外借。 　　时间一久，已经忘记这个城市原来还存在图书馆。许多热爱知识的人因此无法相识，无法交流。一个城市的活力在图书馆里被冷冻了，而原来这里几乎应该像沙龙一样热闹，人流络绎不绝。同样被遗忘的还有大学。北京某著名的高等学府，在这个夏天，变成了旅游胜地，游客需要交门票才进得去。 　　几年前，一同事从美国参观完几所著名的大学回来，兴奋得要死。他不但可以坐在那些校园的草地上，而且甚至可以进到那些学校的图书馆——它们都是对外开放的。 　　而在这里，我只能把书买回家，一个人闷头苦读。 　　这还是一个代价昂贵的社会。 　　所有的休闲对20多岁的人都成为一种奢侈。 　　“看一场电影，要花上四十到八十元不等；办一张游泳卡，可能花费七八百元；学一个拉丁舞，每周一次，两个月时间，大概需要1000元；办一张一年期健身卡，那么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 　　看，无论做什么，你都要花钱。而且，除此之外，商业保险的保费、房租或者房子和车子的银行贷款、一大家子人的经济来源，都需要你来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把碟买回家，不再和一大帮互不相识的人共享电影情节的喜与悲；有人选择沉迷于网络，因为网络似乎是相对廉价的一种休闲方式；有人则选择沉湎于更便宜的电视……总之，每个人都变成了清清楚楚的“个体”，绝缘于周围的环境。 　　至于那些迫于生计来到城市的打工仔，他们倒似乎还有着声势浩大的公共生活：一天辛勤劳作后，站在长长的天桥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乘凉，看街上车来车往……

被信息割裂的人群

公共空间的重构 　　物质条件的变化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解释公共场所的变迁。让我们考虑以下场景：在一个村落的郊外，有一口水井，邻近几个村子的人的用水都仰赖它。人们从这里取水，在这里相聚，水井周围成为人们相聚的地方，信息在这里得到传播，家长里短、飞短流长，人们互相交流各自所占据的信息，可能这里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后来，自来水管道的铺设让每个家庭都可以在自己家里用上水，这样，水井成为无人问津的地方。 　　相似的情况还有，在很久之前，冬天的时候，大家会聚拢在一堆火的周围取暖，孩子们听老人讲述各种传说和故事，大人们则交流着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后来，供暖系统的改进则让每个屋子里都有了暖气片，没人会聚拢在暖气片周围，因为也不需要。 　　酒吧的最初兴起是因为禁酒令的存在，人们要到酒吧里才能喝到他们垂涎的酒，酒吧老板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政府的势力，支付贿赂或者修建一个密室，让政府的力量不来打断人们的痛饮。人们于是在这里相聚，交流，发表意见。 　　一个人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聆听的人如果觉得有趣，就必须尽量靠近这个人，当围观聆听的人越来越多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广场。广播发明之后，广场的效力也就大大衰减了。 　　考察每一个公共场所的变迁，可能都会看到类似的情形。人们为了共同的需要聚集在一起，无论这种需要是水、取暖、酒还是信息，而聚集到一起之后，交流信息往往成为一个主要活动内容，广场、沙龙、咖啡馆、酒吧、图书馆的阅览室等先后成为一个交流信息的公共场所。 　　从信息交流来看，互联网的发明则可能会终结一切其他公共场所的主流平台地位。互联网成为最大的信息交流场所，人们在这里聚会、聆听、发言，获取信息、交换意见。物理上的聚集被分散，如果还有的话，提供接入互联网服务的网吧，在初始阶段可能会成为一个伪公共场所。仅仅从物质条件的变化来看，技术的发展也将肢解大部分的公共场所，将聚合在一起的人们重新割裂为孤独的人群。 　　此时，孤独的人群对信息的依赖也到了焦虑的程度。因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实在太为庞杂和光怪陆离，要形成公共话题的难度也随之增大，而要想跟上公共话题的转换——这种转换总是由一部人来发起完成，大多数人都要恐惧自己所占据的信息是否足够。 信息焦虑症 　　“现在，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适自身的能力。那是些什么价值呢？甚至在未陷入恐慌时，人们也常感觉到旧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已经式微，而新的开端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普通人感到适应不了他们如此突然就要面对的更广泛的世界；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了维护自我，努力使自己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们在道德上变得麻木，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他们开始为一种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C·赖特·米尔斯将近半个世纪前写出的这些话，套用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实在再完美不过。无论我们是否在拼命模仿西方，无可否认的是，我们总是发现，就像父母把兄长穿过的衣服稍作修改就可以拿给弟弟们穿着一样，学者们对西方社会的描述稍作修改就可以用来描述今日的中国，无论是用作批判、警醒还是概括。 　　我们可以尝试着将米尔斯所描述的美国症状的一部分称为“信息焦虑症”。而且，我们可以试图用“信息焦虑症”来描述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群的一种病症。这种信息焦虑症的具体表现即是，对信息资源永不满足的狂热占有欲望。而我们的时代的长处之一，即是为人们攫取信息提供了过于多样性的途径，即使在一个某种程度上进行严格的信息管制的国家也是如此。传统的书籍阅读；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体——从报纸、电台、电视台到新闻网站；个体的信息传递方式也异常发达，从blog、各种可以群发的网络聊天工具、电子邮件到手机短信。而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凝望电脑屏幕的时间肯定比仰望天空的时间要多得多。对大多数拥有电视的人，一个不自觉的习惯是每次回到家里就要把电视打开，接受音画信息的狂轰滥炸。即使不拥有电视的少数人，比如不久前过世的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特格，他们也借助于自己的方式来攫取信息，比如大量的阅读书籍和与人的交谈。 对信息的建筑能力 　　信息恐慌症驱使人们不断攫取信息。一旦周围缺乏信息来源，人们就会四处搜寻从何处可以获得信息，这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活动。敏锐的商人们抓住了这种信息恐慌心理，他们在等候电梯的楼梯旁、公共汽车内、出租车内安装了移动电视来销售广告。缓解信息恐慌的形式多种多样，我知道很多人阅读越来越多的书籍，或者，至少是购买越来越多的书籍；很多人试图通过互联网来逾越一切对信息的控制，而且这种逾越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信息，这正是绝大多数人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缓解信息恐慌的形式同时也在加剧着信息恐慌，并且让人们焦虑不安。毕竟，信息是没有边缘的。比如，每当我想到自己可以想到，但是却在瞬间无法占有的信息——书架上那些书提醒着我这些，我就能感觉到一种绝望占据着内心，这种绝望甚至妨碍着我进一步占有信息，它至少暂时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米尔斯四十多年前的话可以用来做这个诊断的结尾。他所给出的诊断结果也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社会学的想像力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建筑能力，一种把石头瓦砾建设为一栋优美建筑的能力。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的时代存在着大量信息焦虑症的患者，而解决这种病症的办法就在于发展一种对信息的建筑能力。信息焦虑症的出现是缺乏交流的结果，也是交流恐惧的结果。 　　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个人所提供。而能否重构公共场所，则是解决群体信息焦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大多数人都可以想到，重构后的公共场所应当是互联网和现实接触的结合，但是究竟如何重构，却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南。不过，历史上的公共场所大都是自发形成的，这一次大概也不会例外。对信息的焦虑和渴求，这种共同需要足以形成新的公共空间，可是获取信息的途径的便捷与多样，却又在分散着人群。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个人感觉在这个“新”的社会，人性朝两个不同的极端发展。。。

要有强大的内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