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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结论，两个城市有何反应呢？且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日前，联合国人居署发布《2008/2009年世界城市状况》年度报告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
不过，面对如此“世界级的肯定”，记者随机采访到的北京市民以及专家大都抱着一颗平常心，认为面对这个评价，高兴之余更要有自知之明，着力解决当前尚存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报告内容
金融危机或拉大全球贫富差距
联合国报告指出，通过对衡量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指数以及住房等指标的比较，中国一些城市在世界上较为平等。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
根据这份报告，北京市的基尼系数为0.22，在全球城市中最低。全球平等城市最为集中的地区是欧洲，丹麦、芬兰、荷兰和斯洛文尼亚的城市基尼系数在0.25以下，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挪威、瑞典和瑞士的城市基尼系数也较低，在0.25到0.30之间。
在联合国人居署“最不平等城市”中，正为金融海啸所扰的纽约列第9位，造成美国城市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种族问题，因为当地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的收入水平与非拉美裔白人居民差距较大。
报告还显示，亚洲地区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但相比而言，亚洲国家贫富分化问题普遍较轻，印尼首都雅加达、柬埔寨首都金边也都被评为贫富较为平等城市。亚洲最不平等的城市是香港，其基尼系数高达0.53。
人居署负责人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可能造成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恶化。
市民观点
城市不平等之处仍需改善
“我家的装修工人天天哼着小曲来干活，他们乐于在北京打工，说在北京工作回老家也长脸。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的平等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处级干部张先生说，“不过，北京被冠为‘最平等’感觉有点过奖了，外来人口的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长期存在。”
家住北京回龙观的石小姐则跟记者算了一笔小账，她平常出行主要靠城铁和地铁，以前每天上下班坐城铁13线再倒地铁2号线到复兴门，一天往返的路费要花掉10元，自从公交收费改革之后，只要不出站，单程票价统统只要2元，一天往返能省下6元，她和老公小两口一个月下来公交费用比以前省300多元。
从外地到北京出差的占先生从市区到南五环看朋友，惊叹20公里的路程坐公交车只需要0.4元。“我们住得离市中心较远，出行费用大降，这是我们生活在其中普遍感觉比较轻松的一点。”她说，北京的经济适用房建设较多，在天通苑等区域修建了大型经济适用房社区的同时，城铁也随之配备，方便了很多收入不高，又需按时上班的白领。
公务员李先生说：“开个玩笑，北京的公务员比较多，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太多。骑自行车上下班还是北京一景，其中也有不少政府官员。”他同时认为，不要被这个好评冲昏头脑。“我们的城乡差距还是比较大，要花大力气解决全国范围内贫富差距的问题。
专家意见
住房情况绝非差别最小
25日，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联合国的评价他个人感到很高兴，这是外国人从第三者的角度对北京作出的好评，总的来说有利于正面宣传我国的形象。
苏海南说，从直观的角度看，北京与国外的大城市相比较而言，至少没有贫民窟，而包括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有比较明显的贫民窟；同时，北京各区的发展建设水平比较平衡，落差不是很大。在这两点上，北京是有优势的。
他同时表示，光是收入分配和住房这两个指标范围有点窄，不能够全面地反映公平。
他认为，我们更应该客观地对自己做出估价，应该看到我们有制度内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情况，更有有形和无形的福利差别，既要看到经济的公平，也要看到教育以及各项权益多方面的公平。“北京还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据我了解，有些打工者的住房是比较差的。在国际大城市中，北京的住房情况不是差别最大的，但我个人估计，也不是差别最小的。”
香港：亚洲最不平等城市
又讯(记者邱瑞贤)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香港因为高达0.53的基尼系数被认为是亚洲最不平等的城市。专家预计，对于香港未来的社会发展来说，贫富差距将是这个城市发展的最大难题。
高层：贫富分化是最大隐忧
得知这个消息，5年前从上海到香港就业的白领沈力笑说，他觉得不意外，只要在香港居住时间长一点，都会有体会。”不像其外表那么光鲜，很多香港市民都是一家好几口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套间里。”他说，目前大多数香港人的月收入在1.5万港元以下，这在购买力上只相当于内地2000~3000元左右，而清洁工和服务员的工资则低达6000港元左右。
严峻的是，香港的贫富差距状况有恶化迹象。负责研究的群策行政总裁郭伟律认为，目前香港将面对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贫富悬殊，包括住户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及低收入住户数目不减反增等。
香港特首曾荫权早在参选的竞选宣言中就把贫富差距列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去年，特区政府额外拿出了1.15亿美元来舒缓贫困。
在现任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看来，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最大的隐忧。“我相信扶贫工作不能停。”
专家：问题与经济结构有关
在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冯邦彦看来，香港的贫富差距形成有一定的必然性。“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实行政府完全不调节的市场经济，这既区别于我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缺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重视再分配措施。”
“根本问题是政府要有再分配手段，比如实施高税率，高转移支付等。但是香港长久以来的自由经济体制不容易打破，而且政府担忧过多干预可能会影响其作为自由经济体的发展，因此很谨慎。”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卫平说。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认为，香港的贫富分化与经济结构有关。在过去制造业时期，香港的两极分化并不如现在严重，随着城市日益偏向金融及服务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服务业有两个极端，低层人员和高端人士的收入可以相差10倍甚至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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