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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前言
我生活在未来
我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是创新世界的中心，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新想法或新技术都会从MIT公之于世。而且，MIT也是世界上新兴公司分布最稠密的地区（尽管硅谷的占地面积更大）。MIT媒体实验室既是我的“智力之家”，也是世界上最前沿的“未来之地”。15年前，我加入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人团队，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工作和生活中随身携带无线连接的计算机和具有计算机显示的眼镜。当时大家提出的许多想法如今已经逐渐推向世界：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正领导着世界上最顶尖的商业项目，包括Google眼镜和Google+。
我所处的特殊环境让我拥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创造性文化是如何孵化出新想法，帮助这些想法发展和成长，并最终付诸实践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如何改变创造性文化以使之在MIT这种超连接、以星际航速发展的环境中得以蓬勃发展——这种环境正在逐渐覆盖整个世界。
我从这些经历中学到，许多关于我们自身以及社会如何运行的传统想法都是错的。拥有最好想法的并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最擅长从别人那里获取想法的人。推动变革的并不是最坚定的人，而是那些最能与志同道合者相处的人。最能激发人的并不是财富和声望，而是来自同伴的尊重和帮助。
这些想法对于MIT媒体实验室、我的研究小组以及我所指导的企业家精神项目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并不讲授传统课程，而是为学生们提供新想法并让他们彼此产生互动。在我担任媒体实验室学术负责人的这段时间里，在我的推动下，媒体实验室放弃了传统的评分体系，转而尝试建立同伴社区，并把在实际项目上的相互尊重与合作当作成功和获得更大支持的标准。毕竟，我们生活在社会网络，而不是课堂或实验室里。
我写作本书的动机来自我在MIT媒体实验室的做事方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做事方式之间的显著冲突。例如，我曾创建了亚洲媒体实验室，这是协助印度几个大学相互联系的分布式组织。当时我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研究人员的疏离导致他们的研究既滞后又低效。同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即使任职于同一所大学也几乎从不见面，因为大学管理人员和研究基金管理部门认为，研究人员阅读彼此的论文就足够了，不需要与人面谈或参加会议。而事实上，只有当他们在非正式的时间见面并一起讨论时，新想法才会开始涌现，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才能开始传播。
我在世界经济论坛中主持了“超连接的世界”（hyperconnectedworld）的论坛，该论坛旨在寻求大数据的应对之道，并对私人信息的不可控传播带来的挑战进行了特别关注。在交流中，我发现许多高层ZF领导和跨国企业CEO对创新和合作同样缺乏理解。我清楚地看到，大多数ZF领导和CEO思考创新和集体合作的方式与我在MIT看到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大多数人想的仍然是一些较为静态的术语，例如竞争、规则以及偶尔被提及的复杂性。而我则倾向基于一些更为动态、更具有进化性的术语进行思考，着眼于网络中想法的流动、社会规范的产生以及复杂性的产生过程。大多数人在思考时使用的框架是以个人和渐近稳定性结果为中心的，而我采用的则是“网络中的增长过程”这种社会物理学的思考方式。
为了理解这种思维差异，我开始了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严谨的智力框架。该框架通过社会互动来扩展现有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经济和政策思维，把社会学习和社会压力作为推动文化发展、支配超连接的世界的多个方面的主要力量。
从学术上看，这一研究项目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社会物理学框架中每个部分的研究者都在世界顶尖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复杂性和网络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为进化动力学提供新视野。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学术论文毕竟是学术性的。因此，我努力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创建了几家创业公司。我们通过使用这些学术成果让企业变得更高效、更富有创新力，让移动社交网络变得更智能，让一个普通人也有可能成为成功的投资者，让整个社会在社交和精神方面的“健康”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实际行动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我以前学生的远见卓识——如今他们已经成为这些公司的CEO。
本书开启了一场更大范围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目标是促使社会物理学的语言能够为大众使用，为传统的市场竞争和调控语言提供必要的细微差别的表述。在一个超连接的世界中，社会动力学对结果的影响非常重要，因此更好地理解社会物理学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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