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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宏观调控的构成要素_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_金融宏观调控的核心
金融宏观调控的构成要素
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由一系列要素构成的一种市场机制过程。这种市场机制过程可以理解为同一事物的两层涵义，即金融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和调控机制。
金融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启动调控工具到政策目标实现的自然过程，它是由机制各要素的内在联动关系所决定的；而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正是利用传导机制的内在联动关系，由中央银行运用调控工具有意识变动货币供给，以期对某些宏观经济变量发生影响，从而达到中央银行政策目标的过程。
（ l ）调控主体：中央银行
现代金融与银行制度是二级体制，在其中，中央银行居于一国金融体系的领导和核心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国家金融政策，并代表国家监督和管理全国金融业。
（ 2 ）调控工具：三大货币政策工具
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或降低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票据贴现的再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公开卖出和买入证券等来实施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控基础货币和市场利率，影响商业银行的和金融市场的行为与态势，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 3 ）操作目标：超额存款准备金与基础货币
一般来说，超额准备金增加（减少），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潜在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降低），从而存款货币创造能力增强（下降）。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直接可以控制的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量，中央银行通过对基础货币的控制来控制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
（ 4 ）变换中介：商业银行
在现代货币信用制度下，现代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机制使得商业银行的负债和从商业银行的提现形成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是社会总需求的载体。中央银行能有效控制的是基础货币，从基础货币转为社会货币供应量必须通过具有存款货币创造能力的商业银行这个金融中介体的转换传导，因此，商业银行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变换中介。
（ 5 ）中介指标：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宏观金融调控的间接控制二阶变量，因为它是总需求的载体，会直接形成社会对实际劳务和商品的需求，因此它成为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调控的中介指标。（一阶变量基础货币）
（ 6 ）调控受体：企业与居民户
企业与居民户是形成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对比关系的微观个体，他们在量上决定了社会总供求的规模。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实际上是在影响企业与居民户的投资与消费行为，从而达到金融宏观调控目的。
（ 7 ）最终目标：总供求对比及相关四大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的四大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的实质是间接总量调控政策，因此，中央银行实际上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影响总供求对比，影响企业与居民户经济行为，间接实现四大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控的过程）
（ 8 ）反馈信号：市场利率与市场价格
中央银行将市场利率与市场价格作为观察金融宏观调控实际效应的信号。在调控过程中，影响四大货币政策目标的总供求对比关系会有对目标值的偏离，在产品市场上，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产品价格总水平就会下跌，反之产品价格总水平则会上升。在金融市场上，利率水平也有这样的反应过程。因此，根据市场实际价格对调控预期价格的正负偏离，中央银行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控制需求（或增加供给），或刺激需求（或抑制供给）的货币政策。
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
金融宏观调控是政府在整个金融领域所采取的各种方针、政策、措施的总和。
金融宏观调控具有丰富的内容，货币政策目标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核心。它是一系列政策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等。在诸项政策中，货币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既是整个金融政策的基础，同时又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核心，因为金融宏观调控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要做到这一点，金融宏观调控有赖于货币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这些内容是与调控的目标相关联的。不同的时期，金融宏观调控具有不同的目标。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其目标多半是实现充分就业，20世纪70—80年代多半是稳定币值，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半是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到现在是实现低失业、低通货膨胀和高增长并兼顾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与一般宏观调控的目标一样，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也是为达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而进行的。
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它不是把经济管死，而是要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有效益的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达到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这种增长率要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能达到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力争每隔几年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就是要使经济在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金融宏观调控要为达此目的而服务。
金融宏观调控目标还要实现充分就业。
尽管长期中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心经济目标，但当经济陷入衰退时，直接关注的就是失业了。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失业意味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充分就业，难有社会的稳定。由于种种原因，整个社会总是存在失业。当失业率过高时，会危及社会的安定。这时的金融宏观调控就是要增加货币供给量而为解决失业问题服务。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而是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个失业率要在社会可允许的范围之内，能为社会所接受。
金融宏观调控要达到物价稳定目标，也就是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适度的货币供给增长率。
物价稳定是维持一个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就是要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这种通货膨胀率能为社会所接受，对经济也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无论在通货膨胀时期还是在通货紧缩时期，许多人不仅感到境况变坏了，而且也的确是境况变坏了。金融宏观调控就是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适度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不至于使人们的境况变坏。货币供给增长率太低，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货币供给增长率太高，会出现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金融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只有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适度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才会达到物价稳定目标，才会有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金融宏观调控目标还需要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则是既无国际收支赤字又无国际收支盈余，因为国际收支赤字和盈余，都会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过大的国际收支失衡会对一国的经济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金融宏观调控的核心
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难局，货币调控有必要从调控工具搭配、调控力度把握和调控节奏控制三个要素入手，形成有效的政策组合。
——根据冲击的持久性搭配调控工具。
有些经济冲击虽然力度较大，但持续时间很短。如冰雪灾害，虽在当时造成巨额直接经济损失，但对全年经济增长趋势不会构成较大逆转。另外一些冲击虽然来势缓慢，但却可能形成持久影响，如境外经济增幅放缓，几乎可以确定会导致贸易顺差的持续收缩及涉外经济部门的景气逆转。因此，我们可以把境外冲击作为具有持续影响的“趋势因素”，而把自然灾害作为仅具短期影响的“扰动因素”。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因灾害造成的价格上涨和投资扩张并不构成趋势，相反，境外需求萎缩和相应的企业库存上升是值得警惕的趋势。从政策角度看，如果趋势和扰动方向一致，则上述讨论是可以忽略的，但当前的事实是：扰动因素强化了通货膨胀，而趋势因素推动了经济衰退，两者在方向上的不一致性，使货币调控左右为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宏观调控的根本出发点是实施反周期操作，则趋势是需要真正关注的问题，而扰动也是可以管理的。这就涉及相应的政策工具搭配。
一方面，存款准备金和中央银行票据等数量型工具的高度灵活性是管理扰动的最佳手段。面对快速增长的信贷投放，直接的数量型管理工具可以有效冻结银行可贷资金，并且在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亦可以迅速增加信贷资金。
另一方面，价格型工具是针对经济运行趋势的主要手段。当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对利率缺乏敏感度时，利率上调除了进一步增加短期游资进入外，无法起到有效控制投资的作用。一般，利率敏感度的缺乏出现在两种极端情形下：一是经济过热所导致的投资狂热——再贵的资金也敢用（如2007年）；二是经济衰退所导致的企业破产前夕——即使资金再贵也只能用（用银行的钱为自己作最后一博）。
可见，紧的数量型货币工具与相对稳定（甚至放松）的价格型工具组合可以推动金融机构把有限资金运用于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投资领域，并在此非常时期适度降低高质量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
——根据金融稳定指标把握调控力度。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至少仍应该是当前货币调控的基本基调，这不是由我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决定的，而是对稳定金融体系并最小化金融危机发生概率这一基本目标所决定的。尽管笔者认为，至少在年内（准确地说应该在二三季度之交）应该实行从“从紧”到“稳健”的方向性转变，但在当前，货币政策仍应该从紧。原因很简单，美国次级债危机已经给我们启示，在居民收入出现逆转时，首先必然体现为经济主体对金融机构违约，其次是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最后是跨越地理范围的危机传递。紧缩的数量型工具运用，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在未来过度持有不良资产的可能性，由此确保金融稳定。
因此，在调控力度上，当前的从紧仍然必须坚持，否则就必然存在因金融资产质量大幅度下降所导致的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此外，金融稳定并不主要是宏观经济的内容，甚至更直接地体现为微观指标，如企业和居民的违约可能性。因此，在紧缩性数量管理的同时，同样需要货币当局保持甚至适度降低在经济景气逐步下降时期的社会融资成本，这就要求在调控力度上有准确的把握。
——三是根据公众预期控制调控节奏。
货币调控首先应立足于预调和微调，其目的是有效引导公众预期。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事实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产能过剩将可望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当然，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可能持续存在，而工业制成品价格却已经不再具备上涨的动力。一旦价格上涨与经济增长发生背离（即经济出现滞
胀的苗头），则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集中于解决经济停滞问题上。这是因为，货币传导机制只能通过消费和投资渠道起作用，通过维持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使公众具有必要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是当务之急。可以设想，我们有可能面对的最糟糕局面是，粮食和猪肉价格对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抗药性”，而居民收入却对政策高度敏感。与其如此，不如允许农产品价格达到一个新的、逐渐为消费者接受的高度，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由财政支出解决——无非是原来的财政支持农户种粮，扩大为财政支持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因此，在当前的农产品拉动型通货膨胀中，即使货币调控基调是紧缩性的，在节奏把握上应更多地立足于面向维持充分就业的小幅度微调。
由于当前价格过热因素与外部经济疲软因素的共同存在，宏观调控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力度和节奏的把握，而必须兼顾工具搭配、力度把握和节奏控制，甚至需要某种貌似对冲的工具组合——比如紧的数量工具（准备金）与松的价格工具（利率）。这也许是避免宏观经济学者及宏观调控当局成为“事后诸葛亮”的惟一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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