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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利益冲突与和谐
2. 后代数量受到的限制
生活资料的自然稀缺性迫使每个活的生命在生存斗争中把其他活的生命看作势不两立的敌人，由此产生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无情竞争。但是，关于人，凡是分工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个人、家庭、部落和国家的地方，这些不可协调的利益冲突就会消失。在社会体系之内，只要适度人口规模尚未达到，就不存在利益冲突；只要增加就业能够使报酬以更大比例增加，那么，利益和谐就会取代冲突，人们不再为争夺严格有限的物品供给而成为敌人，反而成了追求共同目标的合作者。人口增加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人均份额。
如果人们仅仅追求食物和性满足，那么，人口就会超过最优规模，达到可利用食物规定的极限。然而，人并不仅仅追求活着和交配，他要像人一样地活着。的确，条件改善通常会导致人口增加。但是，人口增加要滞后于最低生活必需品增加。不然的话，人们永远也不会成功建立起社会关系和社会文明。对于老鼠和微生物来说，食物增加总是使其数量达到生存必需品极限，不为追求其他目的留下任何东西。工资铁律的基本错误恰恰是把人，至少把挣工资的人，看作唯一受到动物本能驱使的生命。其拥护者未能认识到，只要人还追求人类特有的目的，较为高级或高尚的目的，人就不同于野兽。
马尔萨斯人口规律是最伟大的思想成就之一。与劳动分工原理结合起来，它提供了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的基础。对于人类行为科学来说，这两个基本定理的重要性仅次于如下发现：市场现象的有规律性及其必然由市场情况决定。反对马尔萨斯规律和报酬规律是徒劳无用的。两个规律都无可争议。不过，在人类行为科学中，它们的作用不同于马尔萨斯赋予它们的任务。
人类之外的生命完全服从马尔萨斯描述的生物学规律。[1]对于它们来说，下面的说法毫无例外地正确：其数量通常会超过正常的生活资料界限；过多的数量因缺乏食物而被清除。对于其他动物来说，最低食物量的概念有着确定的含义。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就不同。人把所有动物共有的纯粹动物本能的满足放入一个价值刻度之中，其中，人类特有的目的也被赋予一个位置。行为人还合理地满足他的性欲。他的满足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人不像公牛那样盲目服从性刺激。如果他认为代价—预计到的不利—太大，他会避免交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不带有任何价值观或伦理含意地应用马尔萨斯使用的moralrestraint一词。[2]
交配理性化已经包括繁殖理性化。后来，采用更多方法使后代增加合理化，这些方法与节制交配无关。人们采用遗弃或杀死婴儿和堕胎的异乎寻常和令人厌恶的做法。最后，他们学会了避免怀孕的交配方式。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避孕工具制造技术得到了完善，其使用频率也增加了很多。然而，这些方法是人类早就知道和实践的。
现代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带来了富裕，改善了卫生条件、医疗和疾病预防方法，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并延长了平均寿命。今天，在这些国家中，要成功节制生育，唯有采用更为激烈的措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即消除个人创造力和进取心受到的束缚，常常深刻影响到性风俗。节育并非新的做法，只不过其应用更加频繁了。尤其新颖的一个事实是，节育不再限于上层社会，成了整个人口中普通的事情。由于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社会影响之一，以至它使社会各阶层都变成了有产者了。它把众多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如此高度，以至他们也成了“资产阶级（bourgeois）”，像小康市民那样思考和行事。他们节育，希望保持其自身及其后代的生活水平。随着资本主义传播和发展，节育成了普遍做法。所以，向资本主义转变伴随着两个现象：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
在马尔萨斯时代，资本主义的这些人口特征是看不到的。今天，这些特征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很多人被成见蒙蔽了眼睛，把这些特征描述为衰落和退化，为西方文明白人所特有，是成熟过后的衰老。亚洲人没有像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那样节育。这个事实向这些浪漫主义者发出了严厉警告。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现代方法也使东方人的死亡率下降了，使其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西方民族。印度人、马来西亚人、中国人和日本人没有对西方科技和医疗技术成就做出贡献，却把它们当作意外礼物接受下来。最终，他们是否会凭借绝对数量优势压榨有欧洲血统的人呢？
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资本主义带来的死亡率下降，白种人出生率都降低了。当然，这一历史经验也许不足以让人推论一般规律。但是，人类行为学的沉思证明，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外部福利条件改善使人口相应增加成为可能。然而，如果增加的生活资料都被用于养活增加的人口，那么，也就没有留下可用于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的东西。文明进程受阻。人类达到一个停滞状态。
假设有人幸运地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其实际应用不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也不需要大量经常支出，那么，事情会变得更为明显。当然，现代医疗技术研究及其应用占用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它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它们也许永远不会出现。但是，在较早一些的日子里，有一些有不同特征的事例。天花接种就不是发源于昂贵的实验室研究。就其最初的粗糙形式来说，成本很低。如果天花接种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节育的国家中得到普及，今天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它会在食物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人口，从而降低平均生活水平。这样的发明不是幸福，而是祸根。
亚洲和非洲的情况大体上相同。这些落后人民接收了西方人发明的可用于战胜和预防疾病的方法。的确，有些国家引进了外国资本，同时，相对少量本地资本也采用了外国技术，人均产量趋于，从而带来了人均生活水平提高。然而，这不足以抵消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没有充分下降。与西方的接触尚且没有使这些人民受益，原因是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影响。他们还没有从旧的迷信、偏见和误解中解放出来。改变了的只是技术和医疗知识。
东方人民的改革家希望自己的同胞享受西方人的物质福利。受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他们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仅仅需要引进欧洲和美国技术。斯拉夫布尔什维克民族主义者和他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支持者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人民最需要的不是西方技术，而是产生这些技术知识的社会秩序。他们缺乏经济自由和私人进取心，缺乏企业家和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仅仅寻找工程师和机器。把东方和西方分开的是社会和经济体制。东方人不熟悉使资本主义产生的西方精神。进口资本主义随身用具而不接纳资本主义制度是无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成就不可能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得以实现，也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世界中得以保存。
如果亚洲人和非洲人真的要进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他们将不得不毫无保留地采用市场经济。然后，民众的生活将摆脱贫困，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节育。不再有阻碍生活水平提高的人口过剩。但是，如果东方人民将来还是仅仅接受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不欣然接受其基本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那么，他们将永远处于贫困。他们的人口兴许迅速增加，但他们不会摆脱贫困。这些可怜的贫困大众肯定不会给西方国家的独立造成严重威胁。只要需要武器，市场社会的企业家就不会停止生产更加有效的武器，从而保证他们的同胞在装备上优于只会模仿的非资本主义东方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军火生产方面也处于优越地位。只要资本文明不自我毁灭，没有外敌能毁灭它。凡是在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家自由发挥作用的地方，军队总是装备优良，落后国家的最精良军队无法与之匹敌。（未完待续）
[1] The Malthusian law is, of course, a biological and not apraxeological law. However, its cognizance is indispensable for praxeology inorder to conceive by contras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action. Asthe natural sciences failed to discover it, the economists had to fill the gap.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population too explodes the popular myth about thebackwardness of 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 and their need to borrow from thenatural sciences.
[2] Malthus too employed this term without any valuation or ethicalimplication. Cf. 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 1885), p. 53. Onecould as well substitute the term praxeological restraint for moralre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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