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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 2005-09-27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1141 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 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

 

——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本文拟从对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工作的历程与研究方法的特征进行简略的考察人手，探求当代经济学领域里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有机结合的趋势，从中找出中国经济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一、从两位经济史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

 

    1993年lO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傅戈。诺思和傅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卓越贡献，主要在于他们致力于将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应用于对美国和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对现代经济有参考价值的理论与设想，创立了新经济史学。诺思运用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等强有力工具，首先对1790～1860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经验性研究。1961年，他出版了《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1962年，他又发表了新经济史学代表作《美国工业化早期的资本形成》。同年，傅戈也发表了其代表作《铁路与美国经济》。诺思与傅戈研究工作的共同特点，是在对经济历史研究中抽象出对现实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者诺思和傅戈荣膺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作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表明经济史学受到当代经济学界的最高重视，表明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的有机结合的趋势，得到当代经济学界的认同。诺思和傅戈之所以获奖，正是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

 

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关系的发展趋势：从统一到分离，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从经济学萌生时期到政治经济学创始时期，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二者是统一的。在现代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和亚当．斯密(1723～1790)的许多论著中，抽象的理论推导和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二者结合在一起。自从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以后，经济学的发展使其中所包含的各个部分逐步地丰富，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经济史与经济理论逐步分离。19世纪中叶，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发展成为两门互相独立的专门学科，这本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在这两门学科的独立发展进程中，经济理论学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进行纯理论的思维，弄清各种经济范畴、定义以及彼此间的相互联系，采取纯抽象的逻辑推论方法，只注重理论的演绎而忽略历史的归纳。经济史学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搜集整理经济史料，弄清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采取了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忽视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抽象出经济理论的倾向。

    正是在这个时候，以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家，却注意将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密切地结合起来。就马克思而言，他在这方面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其中重要的是：第一，他既研究经济史上短期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长期的事物、现象，考察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诸如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他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的趋势。第二，他既研究经济史上微观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宏观的事物、现象，着力于国民经济史和经济形态演变史。第三，他既运用既有的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史上的事物、现象，更注意在研究经济史的基础上作出理论的概括，抽象出新的经济范畴与经济理论。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①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如果从学科上加以区分，主要包括经济史学和经济理论学(含经济理论发展史)两个部分。马克思既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经济理论学家，也是经济史学界公认的经济史学家。马克思继承了在经济学研究工作中将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优良传统。他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标志着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经济史与经济理论混合不分的经济学，到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分离为两门独立的学科，这是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大进步。从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各立门庭而不互相联系，到在两个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大进步。从最初的原生状态的两者统一不分，到在两者分离基础上的结合，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经济学发展的规律与大趋势。

 

三、获得当代经济学最高成就奖的人，大都得益于采用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方法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有些经济学家继承了这个传统。就经济学界的整体而言，经济理论学家不研究经济史，经济史学家不追求理论抽象，经济史学家与经济理论学家互相隔膜的情况却依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然而，事实却是，凡是采取这种隔膜与分离态度的，大都成就甚小或无甚成就，凡是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结合一起进行研究的，往往得出了不可移易之言或传世之作。事实教育着研究者。20世纪40年代以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兴起与计算机的发明、使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运用这些手段分析经济史中反映事物长期发展过程和多方面关系的大量统计数据，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结论。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都得益于使用这种方法。为了用事实说明这一点，下文不惜用较多的篇幅简略地介绍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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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雷格纳‘弗瑞希和荷兰经济学家扬·丁伯根。这二位经济学家的主攻方向是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计量分析技术上开创了新的道路。他们的理论创建得力于对经济史的研究。例如，弗瑞希在研究效用理论时，运用了巴黎合作联社的历史统计数据，算出了货币效用曲线。比如实际收入若增加40％，则货币的边际效用降低43．2％。丁伯根在数量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三个突出贡献，其中之一便是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利用数学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各种商业循环理论进行统计检验。他通过对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提出的各种理论同历史事实进行对比，利用可以计量的经济现象进行检验，出版了《商业循环理论的统计检验》(一、二册)。《美利坚合众国的商业循环(1919～1932)》一书则是用上述方法为美国建立的第一个完整的宏观模型并据以分析该国1919～1932年间的商业循环。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他的思想方法是美国的制度学派思想方法。美国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其特点是非常强调收集各国的历史经济材料，运用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及其发展趋势。库兹涅茨认为，整理知识最重要的目的是用过去一代人的经验来丰富当今一代人的直接经验，用其他民族的经验来开阔本民族的经验见识。所以，他始终致力于收集各国的历史统计资料。对历史资料进行整理、比较和分析是库兹涅茨研究工作的特点。库兹涅茨在研究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过程中，研究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几十种产品的生产和价格长达六七十年的统计资料，结果发现生产和价格第二变动(长期的起落称为第二变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出良好的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存在着大约为22年的一个消长期，价格存在着大约为23年的一个消长期，这就是库兹涅茨根据历史统计分析提出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期消长理论。1941年，库兹涅茨发表了他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研究的代表作《1919～1938年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在这一著作中，他研究了1919～1938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民收入，建立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他因为在国民收入核算方面的独到研究，而被誉为“国民生产总值之父”。40年代末50年代初，库兹涅茨把研究的中心转向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资料的整理和比较，考察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国民产值、生产率、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产品使用结构等经济变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变化特点和相互间的联系。然后对考察的结果进行分行和解释，试图以此来揭示现代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库兹涅茨研究经济增长一般是近100～125年的增长过程。在研究国民产值增长时，他利用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德国、荷兰、丹麦、挪威、意大利、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4国不少于50年的统计资料，由此得出一系列的理论性结论。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希克斯一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前后二期，前期主要从事经济学的数量分析，后期则着重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史的考察。1969年，他出版了《经济史理论》一书。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不是经济史学家，但我对经济史早就怀有兴趣。”他说，他从当研究生起，就从一些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那里受到教益。他在这本书里立意从对经济史进行概括中，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该书共十章，包括市场的兴起，货币、法规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农业的商业化过程，劳工市场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历史等。这本书“不仅涉及整个世界而且囊括了整个人类历史，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片断知识的‘蛮荒邈元’的远古直到处于未知的未来的边缘的当代，完全包括在内。”①这部著作以最长的时间跨度和最广的空间跨度，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是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融于一体的典范之作。

    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沃里西。里昂惕夫。他担任过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桑巴特助手。早在30年代，里昂惕夫根据美国1919一1929年制造业的调查资料，首次编出了美国经济中1919～1929年投入一产出表。194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在该书中对投入  产出理论作了详细阐述，从而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投入一产出理论。这一崭新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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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l～4页．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共同获得。缪尔达尔自己把其学术生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30年代，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研究属于新古典主义传统，研究纯粹理论问题。从40年代起，他转向制度经济学，成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如前所述，制度学派的特点是强调对历史统计资料的收集和研究。1933年，他写了《1830～1930年间的瑞典生活费用》一书。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演变造成的。经济学的研究就在于发现和说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并探讨其运行方式。哈耶克研究的重点之一是经济周期。在1929年和193]年先后出版的《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与《价格与生产》二书中，他阐述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建立在对经济史上周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共同获得。刘易斯是战后首批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著名“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自述其学术生涯是：“初期致力于各项工业的研究；旋则对若干发展中国家有所探讨；近来锐意于国际经济历史演变。”①他的《1919～1939年经济概论》(1949)、《热带贸易概论：1883～1965年》  (1969)、  《外援的发展》  (1972)、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1978)、《1870—1913年的增长与波动》(1978)、《发展中国家与汇率的稳定》(1978)、《增长动力的衰退》(1978)，都属于经济史著作。舒尔茨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是他在研究20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农业史中提出的。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像传统理论所说的源于土地、人口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在于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质量的提高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1960年，舒尔茨发表《由教育形成的资本》一文，首次运用了经验研究的方法，对1929年到1957年间体现在雇佣劳动力上的人力资本成本值进行了估计，提出了“放弃的收入”这一人力资本理论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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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经济》编辑部：《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338页。

 

尽管1979年各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方法更加注重从经济历史过程的分析中得出经济理论，但从以上对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后至1979年间9位得主的贡献与原因的简略介绍中，对于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似乎已经足够了，因而无须依次地叙述以后的各位得主的情况。

 

四、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关系的认识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经济史学家诺思和傅戈，这件事的本身就反映了当代经济学界对经济史学及它与经济理论关系的认识。

    对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首先是那些获得世界经济学界最高殊荣的人以及在全世界当代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人，对于经济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在他们取得成就中的作用，更有亲身的体验。舒尔茨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表达他对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物理学的知识主要建立在受控制的实验上，然而，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依靠分析存在于各个天体的历史记载中的差异而来，虽然经济学家也渴望和物理学家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的原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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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经济》编辑部：《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382页。

 

谈到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及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总结治学经验时所说的话： “‘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①在这三门技术中，熊彼特认为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基本学科。因为：“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学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②‘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③如果说熊彼特到了晚年总结治学经验时，以遗憾的心情谈到他未能从经济史研究人手，那么，前面提到的里昂惕夫、希克斯和刘易斯等人，或在治学的初期就受到著名经济史学家的薰陶，懂得经济史学的重要性，或接受了熊彼特的经验，在治学生涯中较早地将自己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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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29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陈振汉将“技巧与技术”译为“基础学问”。

③  同上书，第29页。

 

至于因在经济史学方面的成就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和诺思，自然对经济史的作用有深切的认识。以诺思而言，他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说中，以下列一句话开始：“经济史探讨的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演变过程。该领域的研究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新的说明，同时，通过提出某种分析框架还可以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这种新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理解经济的变迁。”在结束演说时又说了下列的话：“在求得对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实绩理解的漫长道路上，我们才刚刚出发。今后的研究就是要把依据历史证据得出的新假设具体化，这样作不仅能提出一个能够解释历史经济演变的理论框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丰富了经济理论，使它能更有效地对付广泛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认识范围。希望就在前头。诺贝尔委员会指出了希望之所在，这对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是一个巨大的鞭策。”①

 

五、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

 

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在近几十年里，特别是最近的十几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巨大的成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一系列的解释，解决了一系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其中有许多是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未曾涉及从而也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也存在严重的弱点。以经济史学而言，实而少虚，优点是注重整理资料，弄清局部的或微观的过程，不足的在于至今尚无一部中国经济通史，理论概括弱、抽象少。以理论经济学而言，则又显得虚而少实。一些经济学家不愿费时间与艰苦的劳动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事实、统计资料、趋势进行分析，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情况与特色不甚了了。在一个时期，中国必须和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理论论著连篇累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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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实绩的历史透视》，(美)《美国经济评论》1994年第6期。

 

众口一词，可未见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是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论证此时已到了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历史阶段。他们的论据是某些外国人对某些外国经济发展趋势的设想或某外国的经验，这种理论及其论据都是从外国引进的。宣传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不仅自己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其中的必然性，而且对经济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经过几十年艰苦研究工作所揭示的，自唐以后，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商品货币经济逐步发展，市场逐步扩大的事实，或不屑一顾，或不甚了解。所以他们的理论不是以中国经济进程的事实为根据，不是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分析中概括与抽象出来的。这种理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根，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已是有目共睹的。这类理论因为在中国土地上没有根，其状态也必然如同《西厢记》里张生出场所唱的那样：“脚跟无线如蓬转”，带有多变的特点。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个时期这个理论众口一调，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理论千文一词。某些学者，一个时期以阐述某种理论而著名，在另一个时期则以阐述与这种理论相对立的另一种理论而著名。不仅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股份制、租赁制、证券市场的理论论著中，宣称它们是中国8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是“第一个”，而不知道它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并有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与经验教训。看来，上文所引熊彼特说的“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由于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不仅是对西方经济学界的中肯批评，也符合中国经济学界的情况。如果说他说这些话的前后，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批评“理论空盒”、重视经济史学以及经济史学与理论经济学有机结合的趋势，所有大学经济系在必修课中都开设两门(本国的和外国的)以上的经济史课程，那么，中国经济学界的趋势则相反。不仅经济学界越来越不重视经济史学，某些著名大学经济系中也取消了经济史课程，致使大量的经济学的后备人才没有受过经济史学的薰陶，缺乏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知识。这不能不令人担忧。然而可喜的是，经济理论学家中的有识之士，已深切地感到经济史学对经济理论的重要性(例如，中国研究经济理论的权威机构的一位负责人为此写了专论，另一位负责人说他1995年准备看两种书，一为新政治经济学，一为经济史著作)；经济史学家在逐步注重研究宏观的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加强了理论概括与抽象工作，这样，两者各自克服自身的偏颇，有可能走向有机的结合。这是振兴中国经济学，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并在国际经济学界占有它应有地位的可行之路。

 

                                 (与李洪斌合作，原载《经济学情报》1995年第2期)

注：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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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德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农业的商业化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诺贝尔经济学奖 赵德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

2005-10-14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点击: 2436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在现阶段，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很有必要。这是因为：第一，这门学科正处于开始建立的阶段。对于任何学科，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上，均需要研究它的方法。自然科学史与社会科学史已证明，每门学科都是随着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而前进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这类处于诞生过程中的新学科来说，探讨一下它的研究方法，使之从开步时起，便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走或少走弯路，从而健康而又迅速地发展，其需要更迫切，其意义更重要。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当代的经济，即当代的历史。研究者是当代经济史的创造者。当代人对于当代史，写作的冲动强烈。当代史对当代人，教育意义大，吸引力强。可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困难特别多。除了其他因素外，“历史的沉淀时间”短，是客观原因之一；研究者的感情，是主观原因之一。当代人亲身经历当代事读当代史，既倍感亲切，也因此而鉴别力强，要求高。如果研究者没有科学的或比较科学的方法，写出的论著不能高于读者目睹耳闻的现象，没有历史的启示作用，便很难使读者受益，满足他们的要求，取得他们的谅解。所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要特别讲究方法。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南财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在近五年来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个别相关的地方，免不了涉及所见所闻的不同意见，目的是为了引起讨论，得到指正。   一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意见是，它们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一见到运用西方国家经济史学者率先使用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等等，便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是违背或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对于研究经济史来说，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据学方法、经济计量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等，彼此是平列的，互无关系的，无高下、优劣之别。可见，在这方面的分歧，涉及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指导思想或方法论，以及能否和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史同行的研究方法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当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这种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变化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要将其研究清楚需要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各种：方法均有其长处或用处，不能互相代替，从而能独立存在。研究不同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证实和加深对同一问题的认识。研究方法是手段，凡有利于达到研究目的，即有利于揭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规律的一切手段，都应当而且可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的研究方法愈多，愈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它们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又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又都是用于研究同一对象。因而必是一个统一体，不是互无关系的，并列的。各种方法就其适用范围等方面来说，各自处于统一体中的不同层次上。有属于高层次的，即哲学方法论。有属于低层次的，如具体分析方法。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即中间层次的，包括各种通用方法。它们是有高下之分的。分清各种方法所居的层次，有利于人们集中注意力于高层次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使人们便于和善于处理处于不同层次的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吸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具体方法。不明确研究方法是有不同层次的差异，便会将各种方法平列，如将哲学方法论与通用方法、具体方法平列；或认为借鉴西方学者使用的通用方法与具体方法，便是代替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或低估了哲学方法论或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认识所导致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     在不同层次，特别是最高层次上的各种方法，是有优劣之分的。在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系统中，居于指导地位的即最高层次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一种哲学方法论。任何一个或一群研究者，无论本人承认与否，都是以某种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在哲学方法论这个层次上，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这已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研究方法，中南财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成立之初，在讨论研究方法时，一致同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理论和方法而不用别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无须多加说明的问题。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特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他们在那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着重要关系。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形态是变化的、不断交替的；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牛产关系，把牛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一句话，没有这种研究，便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从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在此以后，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至于成果的性质与大小，则不能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的，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中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体相似的境地。两派都认为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同长期动态分析有关系，而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在明确了研究方法是一个有层次的统一体和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之后，关于借鉴国外同行们使用的通用方法与具体方法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这本不应成为问题的，其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有的人把借鉴简单地理解为搬用，生吞活剥，不论好坏，一切照抄，甚至于把西方国家少数经济史学家用于分析某些经济现象的具体方法，抬高到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或用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主张借鉴，不主张照搬。外国的经济史学家有各式各样的。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有的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的并不具有阶级性。我们首先要了解和鉴别、区分出哪些是科学方法，或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情况，予以试验、运用或舍弃。第二，在长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有的人把外国一切经济史学家使用的研究方法，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予以排斥、责难，不屑一顾。他们不了解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有不同层次的。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方法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高层次，便可以大胆地借鉴外国经济史学家使用的属于中间层次和低层次的方法，对它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改造，把它们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系统之中，使我们的研究方法成为开放型的、不断发展的、最为丰富也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方面，许多研究者感到，我们对国外经济学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即当代中国经济的情况，特别是对其中的最新成果，了解不多，评价不够。实际上，国外正在兴起研究新中国经济的热潮，论著很多。他们的某些见解值得我们思考。他们使用的某些研究方法，特别是数量分析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责任编辑: echo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

2005-10-14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点击: 2437

二 二     如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这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它与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经济学科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以研究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为前提，即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从动态中揭示经济运动的轨迹。这决定了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性，它的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学方法的特点，首先是动态分析方法的特点。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将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融为一体。历史学方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建国以来，经济政策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制订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些研究者因此把当时的文件、社论的词句依次串起来成为论著，便认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了。另一些研究者看到了经济政策先后不同，看到了它们的变化。他们不区分情况，一律认为，先一种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后一种政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去分析过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后果。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以下四点是必须明确的。     首先，必须站在今天的高度去认识过去。或者说，必须以发展到当前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过去，必须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关系到怎样才算是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在地平线上出现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已作古，他们未曾见到这种经济，未曾对它作过分析或发表意见。因此，不可能搬来他们的现成结论一一根本不存在这种结论一一作我们的结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改造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同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迅速发展。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基于上述情况，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倡导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分析建国以来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的结论，即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十二大的文件、十二届三中全会与六中全会的文件、十三大的文件等等，其中主要是对许多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包括对过去一些问题的新的分析，补充和发展了《决议》的内容。我们在研究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时，是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中阐明的观点，去分析经济现象，衡量得失，判断是非。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明确，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直至今天，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获得这样一些认识，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工作实践过程。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一开始就有这些认识。分析经济史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将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过去，不能以今天的经济政策去套过去。获得这些认识之后，就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准之上，去考察过去的事物(顺带地说一句，这是历史的问题被不断重新研究、评价的原因，也是历史学既最为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原因)。例如，探究建国以来每一项经济工作的经济教训，就不能不看它对社会生产力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以及利或不利的大小。关于改革和开放，也应是这样的。在今天，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写197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的进程、成果与经验教训，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但仅仅反映这个阶段的改革与开放，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要以改革和开放的精神，改革和开放的眼光，去分析建国后的经济历史。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决议与文件正确解释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很显然，这不仅不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而是使我们的研究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     其次，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几亿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付诸实践之前的经济政策。有的研究者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实施每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时，都论述过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订的。因此，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判断是非可以以当时的文献为准。根据这种看法，在撰写论著时，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财政经济的文献，以及制订这些文献的会议连贯解释下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经济史。表现在文字上，每一句话都以当时的文献作根据。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是真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实施这些经济政策时，进行论证和宣传，说它们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根据的，或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工作的需要。这种论证和宣传，代表着当时的认识水平。至于是否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则要看经济政策付诸实践后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政府根据这种实践的效果，补充或修正其经济政策，即是说，认识水平随着实践进程在不断地提高。据此，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上，才是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例如，人民公社，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劳动日、工分制等等，都曾被宣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实践却证明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它们已被历史证明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可能不研究这些经济政策文献。因为这些文献中，所包含的经济政策及经济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因社会化的大生产与日俱进，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全国空前统一，并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与纪律，实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运行模式，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是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可比拟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内容，不是这些文献所能全部概括得了的，如千百万群众的经济活动就远远超出这些文献的范围。从实践效果看，对即对，错即错，半对半错即半对半错，如此等等，这样才会有经济史学。如果以文件或文献的是非为是非，而不以实践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实际上是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根据实践，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分析经济现象，认识其本质。经济史学的方法是当“事后诸葛亮”。经济史学的方法也是“事后诸葛亮”的方法。当前和未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藏身于历史之中，历史预见未来，历史告诉未来。 再次，要区分绝对时间意义上的经济史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从绝对时间的意义上，凡是已过去的、昨天的经济活动，都已成为不可改变的经济史了。但并不是所有客观的经济史都应成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当某一经济事物尚处在发展之中，即目前的阶段尚未结束时，人们不可能根据实践的效果，对它作出历史性的结论与评价。这样的经济事物或其发展阶段，不属于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经济史运动过程中已经结束的阶段。某些研究者对作为绝对时间意义上的经济历史与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经济历史没有分开，过于追求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企图泯灭历史感与现实感之间的界限，把尚未完结的过程纳入经济史研究对象之中。他们以为，凡付诸实践并变成现实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便是合理的，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于是轻易地下结论。稍加研究，便能发现这种结论往往是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变动的。作为宣传文章，理应随时宣传政策。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论著，特别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学术著作，应力求其结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这种科学性来源于正确地反映实践的性质。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是生动的，发展着的，有时还是长期的。有些经济思想通过经济政策，付诸实践，变成相当长期(可以长到几十年之久)存在的社会现实，却不一定是真理。相反，正是由于相当长期的实践，证明其不是真理。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成反比的观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观点，等等。有些经济理论，未能付诸实践，但或因其对立的观点付诸实践时失败了，反证其可能是正确的；或虽不能证明其正确，也不能说它是错误的。以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对待农民为例。农业合作化的主张与基本论点，是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引导私有制下的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对于这件事，对小农采取何种态度，采取什么步骤，时间的长短等等，则有不同的理论。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①“我们将竭力设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页。此处“暴力”一词《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译作“强制的办法”。   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①在苏联，斯大林提出必须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消灭(驱逐)富农的理论，农业集体化是在短时期内完成了。理论付诸实践。这种理论对不对呢?看了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为止的农业生产状况，粮食产量和大牲畜数低于1913年(这是一亿多农民20多年间的社会实践)，便能明白。在中国，毛泽东提出“趁热打铁”的理论，从建国到农业合作化的完成，我们用的时间比苏联更短。粮食产量，按人均计算，1978年与1956年一样。1956年以后，农业生产增长率下降了。可见，变成了现实的理论，不一定是最好的理论，未变成现实的理论一一如上述恩格斯的观点一一却不一定不是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是当代的事实。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隔的时间太近，以致研究对象中有些事物的实践过程已结束(如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有些事物的实践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如现代化、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对于前一种情况，虽然相对地说，较好研究，但历史沉淀的时间仍然很短。对于后一种情况，则难以下结论。另一方面，正因为某些事物的实践过程是长期的，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是数亿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这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特殊矛盾之一，也是客观上的重大困难之一)，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处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时，要特别慎重，下结论时要留有余地，不要企图随便贴上规律一类的标签。研究的对象距现实愈近，其准确性中的“风险因素”也愈大。因为，历史沉淀的时间短，现象与本质、短暂现象与长久现象、主流与支流、旧事物的残余与新事物的萌芽，尚处于难以分清的阶段；事物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尚不知道；研究者处于当事人地位，眼界的局限性与个人的感情，影响对事物的认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人，要具有随着经济实践前进的步伐，不断地修改或补充研究结论的勇气与思想准备。其论著，大多数在相当长时期内属于“未定稿”的性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1页。   最后，研究经济历史上的问题要与现实的经济问题相结合。在确定研究题目时，要首先选择现实经济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些现实的经济问题提供历史的启示。譬如，现在需要解决国民经济怎样才能长期稳定增长的问题，我们便可以研究1949年以来几个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的经验和几个经济大上大下阶段的教训，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是当代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它所研究的属于“今”，而无“古”。它所提供的历史启示是本国的，最近的，往往是当事人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因此，它的历史启示的功能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优点。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现实有短暂的时间间隔。只要选题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则这种短暂的时间间隔并不影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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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4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点击: 2438

三 三       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如国民经济与部门经济的关系，国民经济与地方经济的关系，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等等，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扎实而又深入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分时期、分地区、分部门进行专题研究；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没有地区经济史与部门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不可能建设好的。这样，就会产生如下两种情况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内部，存在着国民经济史这个整体与地区经济史、部门经济史这些局部的关系。在研究地区经济史与部门经济史时，存在着站在地区或部门的即局部的立场上进行评价与站在国民经济即整体立场上进行评价的关系。例如在某个时期，将农业中产生的积累过多地用于工业建设时，对于工业来说，该时期发展迅速；若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则可能延缓发展速度。在开展“三线”建设时期，对于有“三线”建设任务的地区来说，得到的投资多，设备多，技术支援多，经济发展快；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则可能是一种投资布局战略方面的失误。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无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史，还是研究地区经济史或部门经济史，都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研究作为国民经济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采取国民经济史的方法，应是无疑的。每每遇到的、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未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部门研究史、地区研究史、专门经济史等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在整个经济史学科体系中，它是属于最高层次的。它研究的对象最广泛，综合性最强。这决定它的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部门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专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下文论述的，是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其一，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对外贸易史、金融史、财政史等流通和分配领域内部的经济史，会要涉及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不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因此，在它们的研究方法中，没有研究生产力的方法。国民经济史则不同。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我在1960年的一篇文章已说过，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如果不包括社会生产力，既不称其为国民经济，也不称其为一国经济的整体。一切经济工作，一切经济变革，是否必要，是否成功，要从对社会生产力起何种作用来判定。发展生产力，应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一个基本观点。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生产力现实水平与发展速度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中国过去30年、当前以及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立足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问题，不仅涉及它是否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关系到它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经济史学与政治经济学都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仅仅在于经济史学带上了一个“史”字，从而要按时间顺序叙述。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它们研究方法上更本质的区别、根源在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即经济史学的对象包括社会生产力，这里便产生国民经济史如何研究生产力的方法问题，其中包括从什么角度研究社会生产力，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哪些方面，采取什么方法去达到要研究的目的。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其选题，或是直接分析生产力的问题，如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等等；或者围绕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关问题，如社会经济计划、经济模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关系变动等等。总之，研究工作是以社会生产力为中轴展开的。我们深深地感到，由于多年来强调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不注意研究生产力，以致对经济史学应如何研究生产力这个问题，尚未积累起足够的、系统的经验。在这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民主德国的库钦斯基等人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其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考虑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只有从整体性出发，采取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予以综合研究，才能获得总体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这种方法要求，首先，必须研究经济结构的模式、经济体制等等属于国民经济整体性的问题。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开篇”，为什么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如，为什么后来采取集中计划型经济模式。其次，必须研究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形成过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或传统的背景，自然的与社会的环境。撇开了长期制约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便是不可理解的，更谈不上阐明中国特色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诸如，中国生产力的结构，经济地理与生态环境，人口增长规律与人口思想，等等。不了解点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想研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很困难的。再次，必须研究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经济活动，而不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即使研究了占中国人口总数90％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史，也是不够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是一种多民族的经济的统一体。不研究和叙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则不能成为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研究的是商业的变化，必然从建国时的商业状况开始。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理应从建国时工业状况人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包括各个经济部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它要阐明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是由那些经济部门构成的，以及各个经济部门是如何变化的。这种阐明，当然不能不按经济部门，分门别类地叙述，但又不能是各部门经济史简单的平列与相加。因为，国民经济是由各部门经济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种经济结构。整体大于各部分相加的总和。离开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分析与叙述，便不是国民经济史研究方法。各部门经济是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构成状况及其变化，是国民经济结构在不同时期变化与特征的表现。不分部门叙述与分析，整体便成了混沌物。离开对部门经济史的研究，也无所谓国民经济史的方法。其次，要阐明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如何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这里涉及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方法。一种是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再生产过程，物质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过程先后次序论述的方法。一种是按不同时期国民经济活动的带头部门、带头产业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即轻重次序论述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是可以在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上结合起来，互为补充。一部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谋篇布局，即叙述方法，以前一种方法为宜，至于从何处人手进行研究，则应考虑后一种方法。我们认为，按照建国前后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经济工作的重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则以从流通领域开始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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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4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点击: 2440

四 四       如何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者感到不好解决的困难问题之一。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研究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史都会遇到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严重地影响经济的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几乎是连续不断。这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遇到的特殊情况之一。对于这种情况，有的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受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影响太大，研究它，只有历史学的意义，而无经济学的意义。也有些研究者，全然不顾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把已经发生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周期情况，当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这两种认识与做法，都是想回避或“抽象掉”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当然，无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妥当的做法应是在研究过程中正确地处理这个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首先，应该认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特殊性。与以往各种社会比较，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层建筑对经济的作用要强得多。这与过渡时期存在“谁战胜谁”问题的特殊情况有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状况，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体与政体，与由有严密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有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或一届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贯彻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历史上几百年或几十年一见的政权更替的开始，而且是历史上几千年或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开始，而这次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又是私有制经济形态到公有制经济形态的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研究的，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初级阶段的时期。所以不仅有政权更替时期常见的为巩固新政权而产生的现象，更有为巩固新经济形态而采取的措施。再加上相当长的时期里指导思想上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的作用，以致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包括冲击经济的口号。所以建国后的一个阶段里，政治事件、政治运动频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研究这个阶段的经济史，不分析每一次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无法说清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也无从总结重大的经验教训。如果有人研究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周期，仅仅根据统计数字作纯经济的描述，从绝对数量来看，其所述周期或许是正确的。但这种周期的大部分主要是政治运动、政治事件造成的。因此，把这种周期说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与事物的本质相距甚远。研究经济周期等问题是必要的，但必须细心地、具体地分析出那些现象是政治运动或政治决策造成的后果。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下述的观点：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大，因而不具备作为经济史学研究选题的对象。对于经济史学来说，是不能跳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不能不研究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问题不在于回避，而在于要有一个与客观情况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其次，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用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观点，还是用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反作用于政治的观点研究经济史，从来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之一。前一种方法从经济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出发，揭示一些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另一些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不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揭示这两类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后一种方法从政治出发，先认定政治事件、政治运动都是必然的、合理的，对经济总是起着推动作用，把经济史作为政治史的后果。我们的研究应表明，那些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是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些违反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运动，是如何阻碍了经济发展的。从而使人们得出结论：要记住后面这类政治运动干扰、冲击经济建设的教训；想要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     再次，要从研究经济历史的角度，对各类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分别对待。有的虽被习惯地称为政治运动，但实际内容是改变生产关系的经济斗争，或主要是经济内容但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如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城市民主改革运动，稍后的“五反”运动，它们改造或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有的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完成经济工作的任务，从而具有经济运动的色彩，如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是运动其形式，经济其实质，是不应列入政治运动之列的。以上这些“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可缺少的内容。有的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本身的性质属于政治思想领域的，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本身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些运动曾对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准确地说明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从中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只要分析这些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即可。 最后，必须区分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发生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状况。这是互有影响而又内容不同的两件事。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对经济影响最严重的一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本身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即1966～1976年的经济，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能不研究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既要分析“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又要全面分析这十年经济的变化，并说明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只有作出这种区分，才能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给予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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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4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点击: 2442

五 五       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处理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经济发展的对照关系，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采取的。将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与另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另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别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是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具体分析，探求其特殊性的重要方法。有比较才能看到同与异。才能有鉴别，才能找出变化和特点，经验和教训。如果不进行对比分析，就无从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科学研究的灵魂与目标，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要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就要把它和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对比。从认识特点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分析。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都用过比较分析方法，但成绩颇不理想。在这方面，既存在客观的困难，也有认识问题。 现在使用较多、成果较大的是纵向比较，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旧中国的经济对比，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在分析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某些时期，由于指导思想上出了偏差与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未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对比，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正确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些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必须坚持，进一步使之完善与准确。问题主要在横向比较方面。首先是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找出各地的优势与加速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经验。这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可惜很少人涉猎。其次是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这有利于认识中国的国情，从而有利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有些时期比某些国家快，比另一些国家慢；在某些时期比多数国家陕；在另一些时期则是慢；如此等等。通过分析，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和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要进行比较，无疑地必须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从可比性出发，有人认为只能与印度对比，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两国原来的处境差不多(一个是半殖民地，一个是殖民地)，又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有人认为只能与苏联比较，因为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一度大体相同，又都是大国。这两种观点中关于可比性因素的分析是对的。在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时，可以较多地与印度、苏联等国比较。但是，如果从上述可比因素的论证出发，得出只能与印度比，或只能与苏联比的结论，便是值得讨论的了。首先，无论是印度还是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既有可比的因素，也有不可比的因素，实际上，不可比因素远远超过可比因素。如果两者之间完全可比即完全相同，也就无所谓比较了。可比因素与不可比因素同时并存。存在不可比的一个方面，又存在可比的方面，正是进行比较的前提。其次，在比较研究中，进行比较的方面、角度、方法等等极为丰富。国民经济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是历史比较法，可比的角度、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历史比较法并不局限于同一时间发生的事进行比较，不同时间发生的同一类事，也可以进行比较。可以进行单项的比较，如比较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同哪个国家不能比呢?如比较钢铁产量从100万吨到400万吨所用的时间，可比的国家是很多的。如比较每人平均国民收入从20美元到300美元所用的时间，可比的国家更多。还可以比差别。如与某国比，某年，中国与之相差多少年；某年，只相差多少年了。……如此等等。这种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是从世界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没有这样广阔的视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地位、特点及方向等，是难以看清楚的。把比较的对象局限于极小的范围，不利于研究，不利于得出说服力强的结论。只要比较时使用的资料是准确的，方法是科学的，得出的结论便会是有说服力的。这种结论会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说明否定经济工作“左”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说明当前改革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

2005-10-14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点击: 2444

六 六       正确处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观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过程中得到科学结论的关键。科学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即认识主体认识研究对象即认识客体的过程。科学研究工作的正确程序应该是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每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由该学科认识客体的特点，以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作为一门经济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之一，是要顺时序研究过去的经济。这是与其他经济学科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经济运动轨迹。以往的经济运动的轨迹是客观存在的，确切地说，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它既不会重现，人们也无法重演，更不能通过实验去观察，只能借助于反映经济运动轨迹的各种现象的资料，即经济史料，通过研究，近似地复原它的本来面貌。换言之，即弄清历史的事实。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经济史料，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正确地或歪曲地反映过去存在的事实。人们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者是认识的主体。以往的经济运动的轨迹及相关的经济现象是认识的客体。由主体到客体，必须经过经济史料这个中介。就思维活动及研究方法的特点而言，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主体、中介、客体这三级。没有丰富的经济史料，或对经济史料不做认真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整理工作，所谓研究工作及其结论，只能是无稽之谈。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资料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广泛地搜集资料。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有利条件之一是资料极为丰富。为此要编出资料索引，便于研究者搜集、利用有关资料。只有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才能编写出准确的、详细的大事记，整理出丰富的、内容全面的资料长编。只有在丰富资料基础上进行的专题研究，写出的专题论文或专著，才是有根底的，可信的。我们认为，在论文或专著中的观点，可能有不正确之处，一定会被新的论著补充或代替，但资料索引、大事记和资料长编则是长期有用的，可以为本学科以及众多相关学科的建设奠定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我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开始建设之际，研究工作者要花大力气抓好这项基础工作，特别是要组织人力编辑资料索引与资料长编，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资助它们的出版。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除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特殊性，从而要求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之外，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本身也存在着特殊性。与古代经济史和近代经济史不同，认识客体是刚发生的事情。现象与本质尚未经过历史的沉淀而有所区分。事情对后来的影响尚未出现，即还不可能知道。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往往有亲历其事和亲闻其事的关系。这种关系对研究工作可以产生有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利的影响，诸如，相信本人亲身经历的事而产生认识上的局限性，亲历其事也会产生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感情问题。这往往是正确评价事物的最大障碍。有利的影响，诸如，亲历其事便能知其奥秘，亲闻其事便能知道某事有某人参加，某人知晓，从而可以通过调查、访问、座谈等方式，从知情人口中获得许多活的资料，有利于认识事情的本质。用各种办法从当事人那里获得活的资料与认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者极为有利的研究方法，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抢救”任务。                                       (原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1、2期)  (原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1、2期)

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

2005-10-09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点击: 917

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 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中国经济史是目前高等院校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伴随世界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科近期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经济史教学的现状应当予以改革。我认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改造现有的课程设置，建设一门新课程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二是改变课程的主线，即改以阶级斗争或生产关系变化作主线为用经济现代化作主线。     一、建设一门新课程       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历史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科学性的要求。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系设置“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少数几个高等院校，既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又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     在前一类院系里，讲授的是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把经济发展过程讲到与现实经济基本衔接的1949年，是合理的。那末，进入2l世纪以后，若仍只讲到1949年为止的经济演变过程，讲授的内容与现实相隔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学生学起来有隔世之感。这使中国经济史课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削弱，使它不受学生的重视。学生们对在中国经济史中抽出这么一段来讲授，上距人类经济活动起始上万年，下离现实经济半个世纪，颇不理解。他们热切希望系统地、具体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点、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经济史课程理应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实际上，这也是时代发展对这门课提出的要求。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要求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为加速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准备思想的和理论的条件，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只讲中国近代经济史，  已经不合形势的需要。这种课程设置的情况应当予以改革。     在后一类院系里，由于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系统地介绍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点，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内容丰富、生动而又贴近现实，但是，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因为在课程设置上，中国经济史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程，造成在内容上互不衔接，在概念上也往往不统一。例如，中国近代经济史讲的是“经济近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讲的是“经济现代化”。实际上，“经济近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完全相同。又如，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产生于1927年，终止于1956年。当以1949年为界区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时，一部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史被“腰斩”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所讲的买办与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则不见它们的去向与下落。开设一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打通1949年这个界限，这些有拦腰斩断或有首无尾的经济现象，都会一以贯之有始有终，特别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被呈现出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在研究对象上有所不同。以内容言，前者讲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史，后者还要加上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史。建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并不是将现在开设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有许多新的内容。 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有助于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它的社会功能的加强。这是因为，这种改革除了上述理由及优点外，它还会带来以下的好处。第一，适应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精简课程、教学内容系统化和少而精的要求。第二，可以在同一门课程里实现1949年前后，即新旧中国经济的对比，有利于学生认识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第三，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史教学的科学水平。因为，只有打通近代经济史与现代经济史的时间界限，才能看出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的连续性与规律性，才能看清有关事物的性质与特征，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       每一本经济史教材，都应该有自己的主线。主线，是反映特定空间和时间内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或中心思想。主线能将该地区该时期国民经济各个部分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使一本教材能够成为一个体系，从而使学生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     以往的中国经济史教材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学生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写成的中国经济史教材的评价是：“内容与革命史差不多”。第二种是以生产关系为主线。如1958年出版的、由我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就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形成、发展和崩溃过程为全书的主线，叙述1842～1949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①就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社会性质而言，这个见解并无不妥之处．但是，作为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性教材的主线，它是有缺点的。它着重于生产关系，未能突出生产力和反映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本质。第三种，以生产方式为主线。1988年出版的，由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就是如此。我在该书的《导言》里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一部新旧经济形态交替史，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建立和巩固史，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业史”。这关注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个方面。其中，特别强调了后者。“一切经济工作，一切经济变革，是否必要，是否成功，要从对社会生产力起何作用判定。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贯彻本书始终的基本观点。书中的各章各节，或是直接分析生产力问题，或是围绕社会生产力展开的”。②这种做法比仅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主线有所改进，但涉及面仍然有限，且未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时代特征。以上三种主线都有它的局限性。我建议新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采取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理由是： 第一，经济现代化是1842年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本质，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区别于中国古代经济的时代特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代化的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也在现代化。以现代化为主线，能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制约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因素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 ①  我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编写这份讲义，就是企图按照上述中国近百年来经济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进行初步探讨：中国怎样从封建经济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又如何加深和走上崩溃的?各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有什么特点7伴随着经济变化而来的阶级斗争又怎样?等等一系列问题”。这里所说的“基本线索”与“主线”同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前言”第11～12页。 ②  该书《导言》第2页，第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二，从19世纪中叶起步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延续。经济现代化既是中国过去150年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又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以它为主线讲授过去150年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总结150年间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使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教学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第三，只有经济现代化才能贯穿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始终。1842年至今的150年间里，经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时期。就社会经济形态而言，中国大部分地区先后经历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经历过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这6种社会经济形态中任何一种，都没有贯穿1842年至今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始终。只有“经济现代化”贯穿了全过程。以它为主线，能将3个时期和6种经济形态下的经济变化过程串起来。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材特定历史背景的要求。 第四，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时限里，经济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各国的现代化过程自有其民族的特征，但也有共同规律。用现代化作为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史的主线，可以引导学生以整个世界现代化的历程为背景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变化。   三、经济现代化的内涵与主要标志       经济现代化既是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展的目标。作为过程，它指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经济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经济现代化的内含包括多个层次。其中，主要的是市场化和工业化。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市场化是指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它以社会分工和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社会化为基础。市场化是经济运行机制现代化的代名词。工业化是从手工劳动到使用机器的过程。从手工生产到使用机器(广义的，包括电子设备等等)的变化，不限于手工业一一工业领域，农业、交通、通讯、商业等领域都有这个过程。工业化是设备技术现代化的代名词。     根据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事实，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或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①市场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独立与自主的程度。诸如佃农从在劳役租制或对分租制下按地主意旨生产，转变为在定额租制下按自己意旨生产；国有企业从按政府指令生产，转变为按市场需求自主生产；等等。②各个生产领域产品商品率(商品化)的增长。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额在GDP或GNP中所占比重。③机械化、电子化、自动化、信息化和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程度。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④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城市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高(处于主导的或领导的地位)。城市辐射作用空间和工业产品向农村渗透程度的大小。⑤市场组织水平和市场体系完善化和有序化程度。广泛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加，批发业、百货公司、银行、股份公司、跨国公司、证券交易所，计量贵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铁路，轮运，公路，航空，电讯，信息业，商会的发展。第三产业产值在GDP所占比重。⑥劳动者的素质，人身自由、受教育和对经济事务的广泛参与的情况。人口的流动。知识与才能的专门化，产品中的科技含量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⑦GDP、人均收入与人均资本的持续增加。⑧人民物质生活，包括吃、穿、住、行、用、娱(娱乐)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中国近代化经济史教材分析经济现代化进程，具体地说，应该主要叙述这些方面的进程。   (提交“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的一部分。原载《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题为《对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的两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