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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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和: 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 时间:2005年8月1日 作者：薛小和 来源:经济日报

10月25日是父亲99岁的生日，我国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讲究，所以早在年初，父亲单位的同志们，还有家里的亲戚，就开始议论如何给父亲做100岁寿辰。作为他的女儿，我从没想过父亲的生命力有这样顽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又坚持了四年多的时间。这四年，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用吴敬琏老师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在护理他之余，我时常看着他那弥陀佛般安详的面容想，他还在想什么呢？想起他的前任秘书李克穆常说的话，薛老是神仙级的人物。神仙的意境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平静如水的生命状态？ “牢狱大学” 毕业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老师说我父亲从30年代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 父亲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6岁时因家境败落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期间，父亲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6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父亲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休假去了。 多年来，父亲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是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我觉得父亲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老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老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父亲跟随他从一开始就是脚踏中国的农村，从调查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有人曾奇怪，怎么父亲这一代经济学家多是江苏人，那是因为陈翰老带出了一批人，他们除了父亲外，还有孙冶方、钱俊瑞、姜君臣等。解放后，父亲的职位已比陈翰老高许多，但凡是与陈翰老一起开会时，父亲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老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父亲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一位曾在英国攻读经济学的博士对福特基金会的美国人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你就必须读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父亲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父亲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我们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枝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老牌“计委”对计划经济的批判 父亲最具有学者风范的是他不断思索、不断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他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17年间，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1976年“文革”结束后，父亲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地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父亲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父亲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地重新起步，重新思考。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对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吴敬琏老师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他在1994年10月召开的“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有一个书面的贺词，贺词说：“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我很想做个学者 但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确实，父亲自加入共产党那天起，特别是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导致痛苦。 1982年5—9月间，按照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70次，讨论历时4个月。会议开始时是在十二大以前，9月份十二大召开后，这个讨论会于9月底结束。理论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众所周知，父亲的理论观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而当时的中央精神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父亲知道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当时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补充解释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在1981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一份材料中，他还是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组织这个讨论会感到非常为难。当然，为难归为难，对于父亲这个老共产党员来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5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父亲为自己的主张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这个说法有毛病”，但他同时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敞开讨论。 我猜想这种矛盾决不止一次，这只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应该还有更痛苦的，我记得在“文革”后的1978年初，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但党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在2、3月间，父亲去参加五届人大，听罢当时国家计委领导在人大做的计划报告，父亲回到家中非常生气，以致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报告还是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里，不讲政策，不图指导方针的改变。我当时在工厂做工，对父亲说的不大懂，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以父亲那样平和、内向、长于忍耐的性格，急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了极致了。因为急，所以“文革”后一恢复工作，他就到基层去调查，摸清国民经济的情况，因为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闭幕，他就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呼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父亲还是因为他的改革主张受到了几次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习惯从经济运行中获得结论 在党的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父亲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父亲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线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1982年7月给张劲夫同志的信中，对《物价管理条例》中仅把“稳定物价”放在首要地位，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提出不同意见。他先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物价情况，理解“稳定物价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的原因，再叙述了从1950年以来我国物价政策是怎样在“稳定”和“调整”二者之间把握的，在物价上涨时着重于“稳定”，在物价趋稳时着重于“调整”，指出“《条例》不是《暂行办法》，应该看得远一点，说得全一点”，“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是不完全的”。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父亲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过程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处呼吁改革，几乎都是从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讲起，他从20多年的曲曲折折中得出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论，深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80年代中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也是历数近七八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甚至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和山东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提出应该“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而不是“管住物价、放开货币”。 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融合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父亲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有人很奇怪，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父亲像所有他们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父亲就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他虽然是杰出的时代人物，但他从来对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在我看来，父亲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更是智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逢迎，更不会整人； ——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帐。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但在我国第一代的领导干部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父亲就是身上带有浓厚知识分子特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在他身上的融合，有时引发矛盾，有时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升华。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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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界 经济学 薛暮桥 criticism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界 泰斗 薛暮桥

我曾经好几次想借薛暮桥老先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如愿！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本书再借来看看

他是极端时代的产物，严格说他是新中国体制内的一个＂异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右派＂来说他那点所谓遭遇不算什么．不是什么泰斗，比起顾准差远了．

我也觉得“泰斗”这个词用得不太合适，即使是现在让我们在国内经济学界找出一位泰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是啊 刚看了一个叫卫兴华的泰斗 这里又来个薛暮桥的泰斗 那刘国光 厉以宁 是不是也是泰斗啊

这样下去“泰斗”这个词会异化的，就如同现在的“老师”。

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 曾培炎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

新华网北京2005年１月２５日电 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２５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讲话。曾培炎强调，广大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要向薛暮桥同志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经济规律办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曾培炎首先向薛暮桥同志百岁寿辰表示祝贺。曾培炎说，薛暮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战争年代里，他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他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薛暮桥同志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撰写了大量理论著作，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培炎强调，广大经济研究和实际工作者，要学习薛暮桥同志的宝贵思想、优良作风和高贵品格。深入钻研理论，勇于探索真理，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着力解决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课题。以党的事业为重，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在讲话中希望发展改革系统的同志，大力弘扬薛暮桥同志求真务实的精神，为党中央、国务院当好参谋，出好主意，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座谈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及薛暮桥同志的老战友、老同事和亲属出席了座谈会。

经济学大师薛暮桥逝世 享年101岁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拓者、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薛暮桥于７月２２日下午５点１２分在北京辞世，享年１０１岁。

图为薛暮桥先生（资料图片）

　　薛暮桥1904年生，1927年入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狱中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掌握了英语、世界语。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全国物资委员会主任等职，是学界公认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拓者，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

　　薛暮桥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是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薛暮桥很早提出，要使全国共同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薛暮桥先生高龄仙逝，值得整个中国经济学界沉痛缅怀。

薛暮桥经济思想简评

薛暮桥先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一位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货币与价格理论等。早在建国初期，薛暮桥先生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1979年12月，他耗费11年心血、7易其稿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此书系统总结了过去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批评违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此书发行上千万册，并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薛暮桥先生秉承其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上取得许多重大突破，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地调查，独立的理论思考，这是薛暮桥先生经济学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也是理解薛暮桥先生经济思想的出发点，他曾说：“我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既不可能产生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产生于忙忙碌碌而毫无思考的实际工作，而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当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这两方面可能有所侧重，但决不能有完全的偏废。而我，长期的实际工作对我的经济观的形成，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可以说，我的经济观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薛暮桥先生的一些理论思想，如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与总结；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以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改革的主要方针；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商品经济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能要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占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必须保留按劳分配原则，而且必须保留等价交换原则；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使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等等是非常深刻和具有前瞻性的，甚至是具有开拓性的。薛暮桥先生还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曾被作为经济院校的教科书而广泛传播。他的经济学思想对经济学界、决策层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但如此，他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这些突破性贡献秉持着一以贯之的勇于创新的精神。正如薛暮桥先生自己所言：“我一生抱定的治学宗旨是，不断追求真理，知错必改，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当然也包括我的经济观”，“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捕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2004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薛暮桥先生时说：薛暮桥先生长期担任经济领域的领导并从事研究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实践者，也是中国经济领域的理论家，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受到国际经济界的重视。 　　薛暮桥先生将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严谨求实的创新精神和远见卓识的理论不断启发和激励关心中国改革开放命运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后人。 　　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反思和经验总结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优秀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不但具有历史感，而且具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的许多文献是对我国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工作的深刻反思和总结。除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以外，他还在1991年发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中提出，从1957年到1977年我们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大体上相当于人口的增加速度，加上城市人口（吃粮较多）的增加，城乡人民分配到的口粮，不但没有增加，而且略有减少。工业生产形式上增长很快，但由于职工的大幅度增加，平均工资没有增加而是略有减少。这20年，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发展速度虽然低于我国，但人民生活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比我们快得多。新中国成立后前8年我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差距大大缩小，后20年差距又大大扩大了。实践证明，那种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路线，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可以说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抛弃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则，即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突出地表现在1958年到1961年大办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一平二调”，完全破坏等价交换原则；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倡以供给制来代替工资制，完全破坏按劳分配原则。1961年以后虽然逐渐纠正过来，但不怕农民穷，只怕农民“修”（复辟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一直没有纠正，在10年动乱中还有所发展。 　　薛暮桥先生实事求是地指出，马克思生前没有见过社会主义，按照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马克思只能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不可能为如何走到社会主义指明具体道路，具体道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开辟。他的这些论述，对人们在建设有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重蹈历史覆辙起了极大的警示作用。 　　二、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 　　薛暮桥先生一直主张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1991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他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价值规律的最新认识。他认为，传统的计划管理制度，是把商品经济变为产品经济，不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而只能由国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制定计划价格。而实践证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计划价格都背离价值，所谓“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抛弃价值规律，因而难免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应该在所谓的“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名义下，为各类商品制定计划价格，而应该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各类商品的供求会趋向平衡，从而保证各类商品生产的按比例发展，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受到理论界大多数同志的好评，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 　　1980年9月，薛暮桥先生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后来在商品经济前加上“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的”）1980年12月，薛暮桥先生在中央党校作了《再论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报告，公开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一些。这在当时也是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解放。 　　1992年薛暮桥先生提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他提问：我们既然不怕引进规模较大、技术先进的外国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害怕小而土的中国资本主义呢？ 　　四、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问题 　　薛暮桥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是协调社会化大生产各个经济主体间行为的有效办法，它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属性所要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前者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后者是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从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实现的。 　　1980年4月，他在国家计委党组作了《编制五年十年规划的方针政策》的发言，批评了我国1977、1978年的计划还是高速度、高积累，主张降低计划指标，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直到1980年末意见才逐渐一致起来。 　　1980年9月在《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中，他提出，要以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改革的主要方针，过去只有计划调节而无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这个报告中，还提出了后来实施的“利改税”、“拨改贷”、全面的改组我国的经济结构等政策措施的思想雏形。这些提法在当时是很大的理论突破。其时有很多不同意见，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予充分肯定，并成为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198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一时进展迟缓。社会上甚至有人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怀疑，尤其是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有些人又重新搬出书本上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批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等等。针对这种企图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薛暮桥先生在1990年7月致信中央领导同志，建议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加快改革的步伐。 　　1990年9月，针对我国通货膨胀、工业回升乏力，企业亏损和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宏观经济形势，他提出，当前国民经济的困境是由于改革在1984年以后停顿中断，宏观调节机制失效造成的。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膨胀—萧条的循环只会越来越深化，而且存在着陷入停滞膨胀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应当抓紧目前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需求与供给比较接近的时机，推出以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在加强财政、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用放开价格的办法来理顺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不能再用“大锅饭”、“铁饭碗”的老办法，由国家“统”起来和“包”起来。 　　他还在1991年7月发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中提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如果继续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是肯定找不到深化改革的正确道路的。十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我们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而我们在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后，没能及时加强指导性计划，没有学会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来加强宏观控制。这样留下了一个空白，以致宏观失控。 　　他还在发表于1991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商品经济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能要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占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必须保留按劳分配原则，而且必须保留等价交换原则。薛暮桥先生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市场是计划的基础，计划是市场的反映，市场是第一性的。计划不但要依据于市场的信息和规律来制订，而且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如果计划确定的比例，在市场上产生严重的供求失衡，则计划就出了问题。因此，计划不能限制市场的自发作用，也不可能“自觉地去运用价值规律”，而只能顺应市场规律。此文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两文章，把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过去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短缺经济”，因此不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只能计划（限量）供应，不可能实行市场调节，我国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就是如此。薛暮桥先生提出，短缺和计划恰恰是互为因果的，这就是越少越管，越管越少的道理。也就是说，“短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宿命，而是可以通过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来消除的。 　　五、货币与价格理论 　　薛暮桥先生对货币和价格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在60年代初期，薛暮桥先生在《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和《稳定物价和我们的货币制度》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的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货币价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的理论。这一观点一直到70年代末期仍然争论很大。40年代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我国解放区的货币没有黄金和外汇作保证，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视为不对思议的奇迹。在七十年代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后，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1980年薛暮桥先生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布调整任务已经完成，当年上半年由于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他曾建议不失时机地调整价格。1985年上半年放开城市副食品的价格获得成功，但物价上涨较多，一时议论纷纷，他发表《我国六年来物价和人民生活的变化》来说明放开价格，从而增加市场供应的好处。但是在这时候由于货币超经济发行，通货膨胀已经发生，引起物价过快增长。1988年5月他写了《中国物价的同顾和展望》一文，总结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历次稳定物价的经验，并预言不控制货币发行，就不可能制止物价上涨。 　　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家不得不严格控制物价上涨，使经过几年改革已经接近理顺的价格又一次出现新的扭曲。这时有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却提出“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要绕过通货膨胀来加速物价改革的步伐。针对这些观点，1988年6月和7月他写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等文章，用历史的经验说明不能依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同时在通货膨胀下，不可能理顺价格，改革也难深化。 　　他提出，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管住货币总量，不发生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步骤地放开价格，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这样各类商品的供求会趋于平衡，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管住货币是坚持计划管理，放开价格是实行市场调节，必须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所代表的价值随着发行数量的多少而变化。为了稳定币值，必须按照市场流通的需要来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人们往往认为市场混乱是放开价格所引起的，因而往往采取更严厉地管住价格的办法，结果使价格更扭曲，产业、产品结构变不合理，市场更混乱。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管住货币，放开物价，从而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以此来促进竞争的深化。 　　薛暮桥先生在1990年9月致党中央的信中提出，价格改革是为企业改革铺平道路。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是要使国营企业从“吃大锅饭”转变到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不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不理顺价格，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 　　1991年薛暮桥先生又指出，目前增减货币发行数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贷款基数），今后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经济过热时提高存贷利率，使贷款减少，存款增加，货币回笼；反之则降低存贷利率。特别是在物价上涨时，存贷利率必须按物价上涨的幅度灵活变动，这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 　　薛暮桥先生还认为，经济超高速增长往往是与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而投资规模的膨胀又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从我国的改革实践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看，通货膨胀是改革的大敌。他指出，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而市场要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就必须使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保持大体平衡。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市场功能就会发生紊乱，改革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同时，通货膨胀会严重冲击人民的正常生活，会招致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而改革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有一段时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改革过程中，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中，通货膨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薛暮桥先生认为，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找不到根据。一些取得成功发展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它们经济起飞中并没有借助通货膨胀。相反，凡是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出现社会动荡，经济效果也不好；凡是控制住通货膨胀的时候，社会就比较稳定，经济效果也比较好，这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经验。在改革过程中，只要保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应的大体平衡，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片面追求无效益的高速度，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六、国有企业改革 　　薛暮桥先生在1992年对当时流行的承包制提出了疑问，认为承包制对于搞活企业，稳定财政收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在农村有效的办法，不能简单地搬到城里来，今后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管理制度仍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企业能够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理顺物价。物价严重扭曲，市场就高低不平，就不能有正确的经济核算，也难于公平竞争，这就必然负盈不负亏，不能实现优胜劣汰。而没有竞争压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就难于同计划外的地方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竞争，更不能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是靠低工资来维持企业生存的。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使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是目前深化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他还特别强调，改革还应解决谁对国营企业的资产负责的问题。他说，过去国营企业属于全民所有，但采取国家所有的形式。实际上，国有企业往往处于无人关心和负责的状况，这是造成了我国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国有资产大量浪费和流失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当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经济可能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如小型商业网点，饮食服务业的小店铺等。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在小型企业里，还可由劳动者集资购买，采取全员入股分红的合作制经营方式。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对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有重要启示。 　　七、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制度 　　西方经济理论的一大“硬伤”是缺乏对财富分配的研究，而主要研究财富的生产及其效率问题。在其理论框架内，按照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各生产要素天经地义地获得了相应收入，也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就暗含一个想当然的假设：收入分配是既定的和公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改革的过程既是各方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分配形式调整的过程。薛暮桥先生较早研究了社会分配问题，提出不合理的物价和不合理的工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肌体上的两个病灶。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看法，一时曾引起争论。由于认为劳动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所以接着他又提出城市劳动者除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外，待业人员可以自找就业门路或者组织起来就业（组织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农村应当发展家庭副业，准许农民在城乡之间长途贩运，这又引起了争论。但这些思路对促进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他还进一步提出，“铁饭碗”的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解决“铁饭碗”制度的一个重要配套措施，是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把大部分原来由机关、企业办的事交给社会来办。机关、企业把一大部分社会福利事业交给社会负担后，就能精简机构，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劳动者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彻底打破现在的“铁饭碗”制度。 　　八、地区经济差异与全国统一市场 　　薛暮桥先生以敏锐的眼光较早地提出了我国的地区间贫富差距问题。他发出警告，我们的国民经济应该是个脉络贯通的整体，当一些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大超前以后，如果其他地区落后太多，而且迟迟不能跟上，那就有可能引起地区间的体制磨擦。他指出，我国原来就存在着明显的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经过改革，一般来说原来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改革也快一些，发展速度也就快一些。这样在各地普遍都有大幅度改善的情况下，贫富差距只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是，仅仅从减少贫富差距的角度上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不妥当或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还是应当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让那些在改革方面落后一步的地区紧紧跟上去。这包括内地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也包括东部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好，但因改革落后而地位有所下降的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走向共同富裕。否则，简单地拉平贫富差距，可能会损伤发达地区的元气，对其他地区也不一定有利。 　　他富有前瞻性地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而社会化大生产是以商品生产高速发展，进而建立开放的商品市场和开放的市场网络为其必要条件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把由商品流通自然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网络破坏了，用国家计划来人工塑造一个条条分割、块块分割的“社会化大生产”，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开放不仅限于对外，对内也要开放，地区封锁，行业分割是违反改革的大方向的。从体制上讲，要使全国共同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有些地区以为通过行政保护可以摆脱落后的地位，其实越是保护，越是没有活力，越是不能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就越是落后。我们不但要打破商品流通的地区障碍，还要打破资金和人力流通的地区障碍。鼓励沿海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投资，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反过来内地以原材料支持沿海地区。美国一百年前就是靠东部十三个州向中部、西部投资，使中、西部发展起来的。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这是一个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区域配套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注意不够，今后应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配套的重点。

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没有整理出来，总是散见于各处。

失去先生真的好令人伤心啊，我们大家都只是他的晚晚辈，我们应该像他那样，解放思想，不要受到条条框框的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