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补充稿）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2 16:53
复制一段杜车别08年那个生产积极性长贴里他和社会微积分（天涯ID张义潮）的关于计划经济的讨论回帖：

楼 ...

西方的制度经济学里科斯定律说的是企业规模由内部协调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决定，企业规模小的时候，内部协调费用远远小于市场交易费用，这个时候企业规模扩大是合理的，但企业规模越大，内部协调费用也就越大，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内部协调费用就等于市场交易费用，这个时候企业规模就达到了最合理的程度，再继续扩大，就必然导致内部协调费用大于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运行就是不经济的，低效率的了

企业扩大规模不是简单地重复建设扩大产能，而是要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高创新的禀赋和增强自我的内生动力，规模实力更重要的是创新的软实力，这是现代经济体的核心源动力。任何一个系统都需要有效地控制，当你的决策和控制能力不能满足企业的规模扩张，那么这种扩张的结果势必就会走向负面。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4 08:42
计划经济只有苏联和东欧

计划经济只有苏联和东欧

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各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源自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属于混合型的，即计划的程度低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计划外之说），但却搞了“城乡二元经济”。戈尔巴乔夫借鉴中国经验的改革一开始很成功，但是因为没有“城乡二元经济”可以切割，所以面对“牵一发动全身”的苏联经济，最终失败了。中国因为有“城乡二元经济”和“计划外”架构，所以邓小平可以搞成功“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也是铁托对计划经济弊端的一种改革尝试，但其由于东西方“铁幕”的历史背景，遭到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遏制。至于“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大多与此有关。同样，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果也难预料会怎样。计划经济实际上不仅东方有，西方也存在过。总之，形形色色各有不同。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4 07:14
社会微积分指苏联已经建立起来了，用计算机。信息不必完全充分，按获得的信息建立就够了。杜车别也没有否 ...

这是讲不通的，相关性不是那么简单。就像即使是大数据时代，没有足够的原始数据，也无法做出高概率的相关性分析。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6 17:10
杜车别在博客里评论方舟子和韩寒争论时就指虽然方舟子水平比韩寒高得多，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论述就不准确， ...

杜车别在博客里评论方舟子和韩寒争论时就指虽然方舟子水平比韩寒高得多，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论述就不准确，其中就包括方舟子把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相提并论，认为不可预测。

      杜车别说得确有道理。方舟子许多东西并不靠谱，至少经济学里的的多因素关系大多只能用其相互间的相关性表述。现在有关大数据理论的研究至少表明：复杂大系统里的问题以传统的有限元统计分析方法只是一种假设前提下的近似证明而已。如果假设就错了，那么整个问题的讨论也就错了。大数据的可靠性在于，它舍弃了一切假设而仅通过用足够（全部的海量的）的原始数据来找出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大数据分析不再依赖样本的的精度，因为样本=总体。我们如果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题对现代纺织工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对劳动价值的相关影响进行大数据分析，恐怕会给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一个“另类”的参考（简要的案例见下文，供参考。如有不当请指正）：

    任何一个数据都存在显现的和潜在的价值，只是由于我们过去的分析手段有限而将其大部分都忽略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数据化意味着我们要从一切太阳底（天上、地面、地下、大气和温度、拥挤或稀疏、愉快或愤怒等等）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那些我们以前认为和信息毫不相关的的事情”。比方说，在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我们经常以“1小时织机米布”为例来讨论问题。如果是对于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手工作坊而言（类似于早年陕西窑洞里的老婆婆纺线织布）那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上世纪40年代以后工业革命引起的专业分工使生产的组织管理就完全不同了。以原纺织工业部《劳动定额管理》规定为例：192台织布机需要配备6个挡车工（32台/人）、2个帮接工·、3个换纱工、1个机修工、1个上轴工和0.5个落布工来共同完成生产任务，这还不包括加油工、空调工、库管工、修梭工等等辅助工种，也不包括车间温湿度变化和电压波动以及劳动者的身体变化状况以及产品品种变化以及劳动技能的变化等等非线性因素在内。因此，1个织布工“1小时织机米布”已经不能描述现代化生产过程的劳动价值产生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工种的劳动耗费作为相关变量纳入大数据的分析中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大数据要探究的是数据及里面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对某一数据精确度的关注。在一个恰当的数学模型中，云计算的超算功能可以发这种极其复杂的数据关联性分析和归纳出来。由于海量数据集中单个数据的权重已经变得非常小，所以“粗差”可以不考虑的。这种大数据的分析揭示的事务相关性是传统的有限元相关性分析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原始数据大致相当于经过一个超大的量表（超过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数量级以上规模）的过滤、比较、筛选和演算，提供出的高可信度相关分析报告。（摘自本人帖子《大数据给经济学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启迪（补充稿）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797357-1-1.html）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6 17:07
计划经济无数怎么不相同，必须把所有的企业纳入中央计划下这一点是必须的根本特征。这一点不符合，就绝不 ...

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当然有所不同。中国的计划经济的计划性没有前苏联那样严格，是“农轻重并举”的计划经济模式，但这一模式在1955年之后被“个人意志”所取代。所以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演变成一种统治主义下的计划经济，其典型特征就是计划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因此，中国的计划经济执行的结果就是冯兴元所说的“只顾当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源就在于此。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高度法制化，就像俄罗斯经济大学教授卡波夫所言：任何改变“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需要完整的了解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发展史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判断，不同的历史背景就会有不同的经济模式，这至少可以从兰格的模型比较开始。例如，前苏联如果不搞重工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那么二战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7 07:38
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苏联那么严格。而是中国根本不是计划经济。

中国只有53年到57年是计划经济，那 ...

      东欧的计划经济后期带有资本主义的某些“自由经济成分”（这是赫鲁晓夫出兵干预的诱因），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后期演变成统制主义经济。从马经的的经典学说角度来看，前苏联的模式最接近，中国的模式背离的最远。尽管如此，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中的“另类”举措到也给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些可以灵活的成分。这对于前苏联，就是卡波夫所说的戈尔巴乔夫借鉴中国的改革“完全不可能，不能想象的事情。”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8 16:45
中国不是计划经济，也不统制经济，社会微积分指变成了小生产壁垒，杜车别归纳的封建社会的定义“建立在经 ...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组织架构和经济制度在那里摆着，国民经济计划也在那里执行者，名义上至少还是计划经济。如果考虑顶层政治存在“一言堂”，那就不好说具体了。那就是变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析了。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8 18:21
大跃进一次性砍掉了88%，本来也是苏联派人搞了个框架，规模就不到苏联的十分之一。文革一开始什么组织结构 ...

尽管经济学与政治有关联，但毕竟经济学的研究是依据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思辨。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可以有政治影响的分析，但不宜过多带有政治情绪：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胡马依北风 发表于 2015-11-8 23:03
剧毒化学品，放到哪里都会变成毒药，包括政治。政教合一就是一种政治结构。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 ...

不管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本质还是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相适应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缺陷，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也不完美。从探索两者的比较研究进而相互借鉴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得到进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也需要汲取有关科学成果创新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使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适应问题表现的非常突出，这是当前经济学应关注的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