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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学界对于产权的概念和分析规范众说纷坛，但追根溯源都派生于两种最基本的理论范式：一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大体说来，在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产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按所有制理论范式展开的。而从9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则更多的是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日益增长影响是近些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向，这种趋向反映了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潮流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广泛影响（汪前元2012）。 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在理论中，马克思的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 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个根本性的贡献。马克思理论体系认为，是技术的变化产生了这种不适应性，但这种变化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如果认这种字面的表述，现在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和理论范式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是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阶级斗争学说”。
汪前元先生在《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从6个方面对旧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
(一)、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担当的历史任务也不同
(二)、二者思想渊源不同，理论脱壳的原体不同
(三)、二者对社会经济运作主体的认识不同
(四)、二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识不同
(五)、二者对经济干预和经济自由各持不同态度
(六)、二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所持的态度不同
可见，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只是承袭了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客体，而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精髓改造了旧制度经济学。二者的理论实质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汪前元）。类似，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框架和基本理论范式进行上述6个方面比较，至少有一半以上理论的脉络可以是相通的，进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基点是基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与新制度经济学有许多契合点。
资源配置是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它对各派学者都至关重要，对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不同的只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寻求更多的解释变量，从更宽泛的角度得出可能更深刻但并非简单化的答案。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稀缺资源仅由市场在各部门间进行配置的观点是不对的，在任何社会中，决定资源配置的因素是那个社会的组织结构，简而言之，即各种社会制度。市场机制不过是对现行制度的—种具体实施而已，如果一味强调市场机制，那么经济学家们就会忽略真正的的配置机制”（沃德▪本杰明）。但新制度经济学家首要关注的是另一个不同的核心问题，即经济的组织和控制体系并不仅仅包含市场因素。他们还关注：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市场这种制度集合在其他制度集合中的运作及其相互影响，个体和集团心理的起因及后果，知识的形成，或者说在一个未来完全不确定的世界中什么才算知识，尤其关注资源配置、总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以及组织和控制四者之间所具有的累积因果关系的确定，即一个问题的解决影响着其他问题的解决。例如，林毅夫在其《新制度经济学》中提出的“创新禀赋和内生动力”原理符合新经济学家们的上述观点。至少也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理论范式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归纳起来，新制度经济学具有内在联系从而可视作解决问题方法的八个主要方面，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这些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分述如下：
首先，制度经济学家强调社会和经济的演化，对各种社会制度持明显的激进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制度是人为的和可变的，因此是重要的。虽然各种制度及其运行总在不断产生，但其变化则通常双过有意(缓慢变化)和无意(如风俗习惯的变化)方式缓慢进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基本也起源于此。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家确认社会控制以及人们所展示的集团行为的重要性，他们坚持认为，新古典学派所设计的纯粹的自动调节的市场机制会使人们产生—种假象，以为自行调节的自由市场的运转可以脱离人类的行为和控制。制度学派强调，市场经济本身其实就是—个社会控制系统，每个特定的市场之所以呈现出特定的面貌和特定的运行方式，那是因为通过市场形成和运作的制度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经济之所以呈现出今天的面貌是现存的相互关联的社会控制体系使然，如果没有各种必要的法律和非法律的社会控制，经济社会将无从谈起。马克思对此的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推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技术是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种重要力量，虽然一般说来，经济体转变并不是由技术或工艺状态所决定的。但制度经济学家们发现工业化的逻辑对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组织及其对文化特性有者深刻的影响，政治文化对技术的吸纳和应用有着同样深刻的影响—样。马克思对此有所预见，但没有估计到会出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
第四，新制度度经济学家是坚持认为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因素不是某些抽象的市场机制，而是各种制度，尤其是构建了市场并借市场而发挥作用的权力结构（这一点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殊途同归）。
第五，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不关心商品的相对价格，只关心隐藏在各种制度、各种社会结构和行为背后的价值如何被体现出来这一过程。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考虑是否有某种因素促进了这一过程。而且，从进化角度展开分析的价值论必须正确实是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及其有意和无意的变化构成的。“合理的价值”与实际界定个人和集体活动边界的运行规则的合理性有关。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的一个最基本的批评便是后考对现存的远行规则及其所仍现的价值不是忽略就是具体化，因此部分回避了那些价值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资本的本质以及剩余价值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察角度颇为相似）
第六，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文化在累积因果律或共同进化过程中的双重作用。首先，他们强调文化和文化进程在形成那些对经济生活和制度调节产生影响的社会结构、个人特性与目标、商品、偏好以及生活方式中的超凡用，认为权力和文化同等重要。其次，他们强调文化本身是由人制造的，是个体与次级集团之问不断相互依存的结晶体。个体从—产生就别无选择地被融入某种文化和社会之中，并以那个社会特有的方式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使自己成为社会化了的人，随后，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将一方面强化那些他们所选择的文化成分，另一方面那些未被选择的文化成分将被弱化。文化就是这样通过先前在此文化中被社会化了的个人的行为而变化着的，然而被个体抛在身后的文化却又不同于它置身其中使自己社会化了的文化。（实际上在这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地位和作用始终也没有搞清，所以理论与实践还处于一个LOGO的阶段，至于文化在累积因果律或共同进化过程中的双重作用，那还需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第七，新制度经济学家感到，新古典主义在现行以平等和等级制度为特征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理所当然地发挥作用的限度内混乱和强化了这种结构，而制度学派则具有民主化或多元化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在他们关注新古典理论对现行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混乱和强化以及它对实施经济理论的潜在影响；明显关心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命运，关心他们所体现的不同制度和价值观，尤其关心他们对确立合理价值观这一过程的参与。制度学派坚持认为经济不是—个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能机械地作出决策的过程，最后，多元化观点还体现在制度学派愿意去注意工人阶级和大众的观点、志向和价值观，尤其体现在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与权力机构保持一定距离，以便维持其洞察力。（如果仅从这一方面考量，似乎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站到了一条船上）
第八，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是全面的。一方面他们广义地定义经济，使其不仅仅包含纯粹的市场机制，另—方面，他们强调，对经济现象有意义的、不回避问题的解释和描述需要借助于其他学科，即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用一种多学科相结合的崭新方法。归根结底，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人的行为意识和行动的大系统泛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本身蕴含着的系统工程原理使其在新的时期可以提供有效的研究途径。（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需要“达人遥指何处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由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都是以产权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同时由于在许多具体观点上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马克思理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所以要在这两种理论中寻找出某些共同的地方并不困难。例如，二者都强调产权和制度现象的重要性，把制度安排当做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索；都把产权关系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都把利益问题当做产权关系的核心问题；都研究了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以及所有权与分配权的分离等产权现象都研究了商品所有权之间的等价的交易关系，等等。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不少人把这两种产权范式混同起来、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从整体上看，这两种理论范式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具有完全不同的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是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概括地讲，马克思的产权学说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注重阶级关系和制度革命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强调交易费用的比较、市场机制的发挥和私有产权的明晰化，注重个别案例的研究。但是，不管怎样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确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毕竟分别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像米塞斯所言：“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大概也不会那样说了”。斯蒂克利茨为热拉尔▪罗兰主编的《私有化：成功与失败》所作的序言中也提醒我们：“简而言之，满足私有化的假设状态是极其脆弱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即使能够证明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也并不能说私有化就是可取的。理由很简单：私有化很难搞。最让人担心的是，私有化对ZF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此外，容易导致不公平，市场化运作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言，关于“两大部类”的“农轻重并举”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与实践倒是可以总结的，可以明确地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将会结合市场化的制度建设继续发挥作用。当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失信”，以及背离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冒进错误也应基于历史的总结——前事之师后事不忘。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刘骏民在其《经济增长、货币中性与资源配置理论的困惑》一文的结尾郑重表示：“经济学不是自娱自乐的高雅游戏，它负有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必须对经济现实提供解释，帮助人们理解和驾驭现实存在的经济。中国需要真正能与现实相符合的经济学，世界也需要。理论经济学要创新，经济理论创新的命题和方向来自实践，特别是来自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不是就有理论的缝隙和‘空白’。”十八大五中全会公报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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