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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近日财长楼继伟先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50%。此论一出，全国反应热烈，关注度很高，特别网上。支持认同者大有其人，反对者也不在少数。这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事情。毕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奋斗目标，是中国梦的内核，必然索动国民神经。
诚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确不是容易之事。纵观世界经济史，就能证明这一点。按世界银行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低于824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为中低等收入国家；界于3255美元至10064美元是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认为：如果一个进入中低收入行列的国家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而进入中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在14年之内还未能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据此标准衡量，从1950年至今，在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已有35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
但也有成功的先例。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机理
显然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楚中等收入陷阱生成机理，否则无法回答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先看看中国主流经济的观点。楼继伟先生在文中为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开出了药方：通过大量进口粮食，并压抑工人对提高工资的谈判能力，从而压低工资总水平的过快增长。其实这并非楼独有的观点，代表中国经济学界主流观点。樊纲先生也持相似的观点。详细请看他的大作《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那么他们的逻辑依据何在？众所周知，在西方经济学中，企业被简约为以利润为因变量，而资本和劳动为自变量的函数。这样企业成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实体。而企业的生产功能被简化于资本中的固定资本里面，即把生产技术、设备、机器等等统统内化于固定资本里面。通过这样的抽象之后，自然可以认为生产力可以通过市场购买了。当然，就单个企业来说，此论的确没有大错。即在现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大部份的生产技术可以从市场中购买。这样经济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与社会总工资水平成反比。所以中国经济学界大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成因在于：社会劳动生产率落后于工资总水平的增长。换言之，正是樊纲先生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个铁的现实：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相比并非仅仅是数量的差别，此中包含着一个质的飞跃。从世界市场上的商品来看，商品的等级划分很明显，差别最大的有两大级别：专利产品和后专利产品。事实上，中等收入国家主要从事后专利产品生产，其生产技艺完全可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西方经济学中的厂商也有效。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其竞争对手就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其生产也相应跃升为从事专利产品生产了。此时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变量就不是资本和劳动了，而变成了专利，即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而创新创造力在世界市场上无法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中的厂商也完全失效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这么难，原因就在于此。可见这些大佬未掌握着真理。以日本为例，在1984年人均收入突破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在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崛起了家电和汽车产业，冒出了不少世界知名的品牌。
形势不容乐观
那么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概而言之，形势不容乐观。我们虽然不认同楼先生开出的药方，但同意他的“中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50%”的判断。具体理由如下。
现在还有不少国人沉浸在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的喜悦中，但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点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共识。但30多年高增长带来的负面作用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如果我们分析现在的分配结构就一目了然。从博弈论看来，如果某种分配格局是社会成员之间在自由、自愿、公平、公正下博弈的结果，那么这种分配格局便是一个纳什均衡。即这种分配格局是合法合理的，可持续的。那么30年来，我国的分配格局是一个纳什均衡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即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分析30年来最获益的集团和阶层，我们认为最得益的集团和阶层有：
1、，外商是最受益的集团之一。一方面，剥削农民工，当然我国农民工资有其供给的原因，并非外商刻意所为。另一方面，低价占用国家资源，比如低价占用土地。当然他们并非能单独占有这一巨大的收益，而必须和权力集团分享。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能和腐败并生共存。原因并不隐晦曲折。因为生产集团和权力集团狼狈为奸，无偿占有国家资源。即生产集团为寻租者，而权力集团为受贿者。但由于这些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并且我国人民有屈服于权威的传统，对独裁和腐败的容忍度令人难以置信。从而不会危及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生产集团通过寻租获利巨大，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形成巨大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增长。
2、，房地产开发商和工程建筑商形成的集团也是最大获益者之一。我国人口众多，房地产用地非常稀缺，而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却很大。在房地产商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购房者很容易成为被掠夺者，变成房奴，一生都为开发商打工。近几年房价不断攀升，便是有力的证据。当然这块鲜嫩的肥肉他们无法独吞。其实他们也靠依附腐朽的权力，才获入门票。他们背后存在着强大的分赃者，即握有土地审批权的权力集团。
3，真正的最大受益者是腐朽的权力集团和权力资本。
可见，这种分配格局简直弱肉强食，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必非社会成员之间自愿选择的结果，不会是一种纳什均衡。如果有一天积怨被点燃，一切都会被焚毁。在这样形势下，还奢求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而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也不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中国文化信仰中缺失激励创新的动力。虽然在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种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机制。具体而言，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一种特殊的机制，象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无形的手的作用一样，其中也存在类似的作用机制。即在儒家文化的默化的诱导下，官员为名留青史，立德立功，而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此中隐含一种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即一种内化的机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铸造了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仁人志士。中华文明也因之而不断向前发展。但这种机制不足以激励创新创造。然而现在这种机制也消亡了，却演化成以金钱、权力、和肉欲为驱动力的机制。因此当今中国人样兽心兽行者，比比皆是，上至当权者，下至平民百姓。总之在我国的文化和信仰中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的机制。
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也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机制。中国依然是官本位的层级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西方政治活动家被称为政客，意味着欺诈和缺少诚信，是贬义的。而在我国被称为贵人、权贵、领袖等等，意味着前呼后拥，光宗耀祖。兼之，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这些情况都会压抑社会创新力。
最后，由于房地产业泡沫近年来越吹越大，促使单位社会产品成本快速升涨，从而急速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目前出口不振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低效而贪渎泛化的官僚体系也推高单位社会产品成本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社会创新力的增长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如果单位社会产品成本快速升涨，必然出现如下的结果：wc，经济衰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便成必然了。
总之，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崎岖不平。机会只在于进行一场深刻而系统的社会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面激发国民创造力的现代化社会。
附录：再论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理---一个新经济增长理论
熟悉经济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没有可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成理论。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病，而是一种社会病。笔者发现了一个置于社会这个统一大系统下的新增长理论。这一理论既可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也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众所周知，现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和优美的形式。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由科技进步推动，而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
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多大的阐释力呢？我们先看一个实例，再下结论。在此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陷入衰退，至今没有走出泥潭。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行科技振兴战略，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照理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产值也很高，并且政府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下，如果科学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那么其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至少不低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可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其实也不能解释“拉美陷阱”。
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经受无数次的检验，成了公认的真理。当然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社会的创新创造力并非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事实上，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当然并非说，要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完全西化。我们曾发现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以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此机制足够激励创新创造。
如果一个社会是官本位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那么意味着其人民习惯于屈服和服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即在这样的价值观系统中，人们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苦，如果能从寻租中获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这样的社会创新力永远低于西方国家。可见社会创新创造力并非经济系统内生的。
大道至简，我们的理论由中华文化中阴阳相作用的原理悟化而来。
先介绍两个概念。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这一概念源自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括科学技术创新，经济领域的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另一概念是，单位社会产品成本。社会产品成本包括产品生产的经济成本也包括社会制度运行的成本，特别政治制度运行成本。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所产生的社会产品成本就低，反之就高。
再定义两个变量：w,为单位社会产品中由创新所生成的价值的增长率；c,为单位社会产品所耗费的成本的增长率。
现在构造阴阳两极，即分别以w为半径画圆和以c为半径画圆。称之为w圆和c圆。此中w圆为阳极，c圆为阴极。经济体系运行就是这对阴阳两极相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如果w圆能覆盖c圆，即阳强阴弱；那么这一经济体系健康运行，不断增长，反之就停滞和衰退。具体来说，有三种情况：1、w=c,经济体均衡增长； 2、wc,经济体加速增长；3、wc，经济体衰退。
显然，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在wc情况之下。w这一变量不会突变，关键在于c。先来分析社会产品成本的构成。经济性的社会产品成本大概包括三大部分：生产资料成本，生活资料成本，和工资福利水平。而生活资料成本与工资福利水平正相关。众所周知，工资福利水平是劳工和厂商博弈的结果，在没有强大工会组织的社会，如我国，厂商的谈判能力永远大于劳工，没在道理认为工资福利水平会在短期会快速上升。实际上，工资福利水平往往是被动地随生活资料成本的上升而上升。可见c值取决于生产资料成本和生活资料成本快速上升，特别是房地产等固定资本价格快速上升。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无法控制资本对其炒作，从而引致暴升。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质并非是福利陷阱，而恰恰是房地产等固定资本泡沫化。当然社会性社会产品成本升涨也不可忽视。
创新之路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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