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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卡尔·波普尔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但1995年逝世以后，波普尔的影响力迅速衰落。这是否意味着波普尔的思想其实并不重要？翻开《20世纪的教训》(中信出版社)，开篇是华东师大政治系刘擎教授的导读，他以雄辩的姿态、缜密的阐析，论证了卡尔·波普尔的贡献和意义。刘擎说，“恰恰是波普尔的卓越与独特造就了他在思想界悖谬性的命运”，并引用布莱恩·麦基的评价，指出波普尔著作的通俗易懂和清晰的洞见“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
《20世纪的教训》是卡尔·波普尔的访谈和演讲录，收录了波普尔最后几年的两篇演讲稿以及与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赛蒂的对话录。这是波普尔站在世纪的末尾、沐浴生命的暮光，回顾他对这个百年的看法，以及对自己一生成就的总结。无论西方社会思潮如何变化，波普尔都给20世纪留下了鲜明的独特的烙印。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西方近代以培根为开端，主张科学知识始于归纳法。波普尔的看法不同。他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举例来说，任何科学理论都表述为普遍陈述，如“任何两个物件都摩擦生热”，而经验所得的只是对个别事物的陈述，归纳法难以成立；如果反过来，通过单称陈述来否定普遍陈述，比如“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普遍陈述，可以通过“这只天鹅不是白色的”来否定。由此进一步，波普尔提出了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即一切可以由经验证伪或否证的知识命题，才是科学的。波普尔的这一贡献，被评价为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很显然它非常实际并且高效。
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是访谈的重要内容，也是本书最有思想性的部分。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他看到了经济动力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但他的基本理论模型有些一维化。波普尔认为，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宗教、文化、风俗甚至友谊都对社会生活有所影响。波普尔的某些言谈相当过激，这也是他被诟病，或许也是被遗忘的原因之一。波普尔把问题的症结往上推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批评各种“理想国”，认为以一种信仰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这种绝对不变的理想固然很吸引人而且优美动听，却是危险而害怕的。因此，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最大幸福”的理想主义原则，倒不如提出“所有人最少的可以避免的疾苦”。这种逐步工程和改良方法的社会改造方案，不符合20世纪疾风暴雨、狂飙突进的社会形势，这时候，波普尔显得太过保守。今天我们重读波普尔，发现这种激烈又保守的矛盾，是以一种格格不入的姿态，保持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独立。
波普尔对社会生活的微观方面也提了一些看法。比如，他批评大众媒体，“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如果不能约束电视的影响力，它会带领人们冲下文明的斜坡。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电视的普及，波普尔在身后望不见目下的现实，但他的呼吁在网络时代同样需要警醒。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普尔有类似的担忧，但他说，我们要有一种“容忍的矛盾”，宽容异己，通过不断地批评来认识真理。这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态度，波普尔以此来反对一切权威主义，提倡批评主义，提倡宽容一切批评的“开放社会”，反对压制批评与屈从于迷信、神话、权威和教条的“封闭社会”。
梁文道在《常识》一书里，把“常识”归宗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且说“常识”两字包涵着丰富的意蕴。借此观照波普尔所论，皆不脱常识范围。“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这是刘擎对波普尔的评价，意味深长。(赵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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