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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一鞋业(Juyi Shoes)就是那种帮助中国从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创业型公司之一。1988年，李爱莲从亲戚手里借钱开办了一家工厂，用皮革下脚料作为材料制鞋。如今，这家公司由她的儿子打理，目前有3800名员工，每年为包括西班牙Zara在内的客户生产1000万双鞋。
李爱莲的许多邻里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巨一总部位于上海以南250公里处的温州市，活跃的当地企业家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中国私营经济的领头羊。有人估计，温州拥有30万家小型企业。
不过关于巨一，有一点与温州粗俗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名声并不相符。该公司办公楼有整整一层全部被用作颂扬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为共产党员准备的房间中，有一间挂着6幅威严的画像，依次是：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列宁(Lenin)、斯大林(Stalin)、毛泽东、邓小平。
庆祝改革开放30年
近来，中国举行了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30年前，邓小平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由此带来了长时间的高增长，使得数千万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音乐会、研讨会和演讲是此次庆祝活动的主要内容。
然而，此次周年纪念活动正值中国反思之际，人们正在思考，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能否在深层矛盾中生存下来。短期来看，温州是全球经济健康与否及消费者需求强弱的一个有效的风向标。温州等出口中心的不景气，反映出其它地方消费者的沮丧。除此之外，温州企业家的命运，将是对中国能否从低成本制造过渡到更复杂经济结构的重大检验。
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全球经济放缓——中国11月份出口下降的消息，昭示着前路的艰难。但疲软的经济也重新点燃了一场争论：仍然存在的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否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这一中国成功之根本。在30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被政党权力所主宰，这意味着融资往往是凭借着政治关系，而非商业头脑。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表示：“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充分放开。大型私营公司越来越依赖政府，而规模较小的公司则因无力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而受到影响。”
温州证明了邓小平主政后资本主义是如何白手起家的。温州在国外几乎无人知晓，而在国内则是一个传奇——这可以从许多对它成功的解释中得到证明。有人说，三面环山的温州与世隔绝，温州企业在中国政府还不赞成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开始发展了。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把重要的国企放在这个地区，因为与台湾隔海相对的地理位置使它容易被攻击，这意味着温州只能创建自己的经济基础。温州的地平线上点缀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教堂，似乎在暗示着温州商业文化起源于新教个人主义形式的理论。
温州人创业
不管原因是什么，温州的工厂已成为全球轻工业中的一支生力军。对于任何使用打火机的人来说，有70%的打火机是温州制造的。电灯开关、拉链，甚至成人玩具的情况也差不多。温州附近的城镇都是门枢、插头、胸罩、袜子和领带的主要生产地。
精明企业家的故事还有很多。南存辉以前是修鞋的，直到他和几个朋友开始在晚上用零件制造电灯开关。从那开始，他逐步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电力设备公司正泰(Chint)，年销售额23亿美元。（早期和他一起创业的一位朋友离开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德力西(Delixi)，该公司现在是中国第二大电力设备公司。）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Wenzhou University's City College)的教授谢健表示：“有趣的是，正泰及其它公司的企业家都是农民出身，并且全凭自己的努力有了现在的成就。”他辩称，制造业的成功往往不是中国政府的功劳。“企业总是要先于政府一步。”
温州私营部门也植根于当地的民间银行网络之中。许多工厂的起步都用的是亲戚和家里的朋友从地下钱庄筹集到的钱，这种地下钱庄存在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它被默许存在，但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批准。这种轻工业和大家庭小额金融的结合物，在中国其它地方也可以找到规模较小的版本，不过它通常被称之为“温州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目前正面临压力。随着出口逐渐下降，低成本制造业公司尤其感到手头拮据。
经济危机冲击波
要想准确描述温州产业目前发生的情况十分困难——有关企业或地下钱庄破产的报道非常少，这与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出口中心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温州大约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而今年的出口下滑了15%。
正泰副总裁林可夫表示：“我们今年的业绩实际上很好，但危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温州双屿镇狭窄的街道上，曾经充斥着小制鞋作坊发出的嘈杂声，而如今，经济放缓的迹象清晰可见——一些厂房关了门，另一些则有着大量的存货。Dilun Shoes的老板叶咏林（音译）表示，大多数工厂已经不得不减产。他说：“如果你是一家小公司，并且与客户没有定期合同，或者在质量、品牌方面没有一些优势，此刻你会损失惨重。”
不过，品牌建设和技术投资需要钱，这也是温州制造业不景气，与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这一最大论战之间的交点。
民间融资的难题
尽管民间融资的温州模式对于初创企业很管用，但在把公司推向下一个阶段时并不奏效。非正规市场不仅贷款规模往往较小，同时利率也很高——借款者一年可能会支付高达40%至50%的利息。
中国的正规金融由国家主宰。大部分信贷由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主要面向的是其它国有企业。因此，随着私营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或土地时，一些企业觉得有必要向各种各样的共产党权力分支靠拢。
过去10年，温州已因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献媚行为”：企业寻找官方的“靠山”，而担心出现新权力基础的共产党则寻求渗入私营部门。对共产党的效忠和巨一鞋业挂着的斯大林就是例子，而正泰则自夸是第一家建立党支部的温州企业，尽管其创始人南存辉尚未入党。去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温州企业已建立了3400个党支部。
与政府结成亲密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桩好买卖——美国企业高管房间内摆放的与现任总统握手的合影就是明证。但对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来说，这是政党权力抑制企业家本能这一广泛趋势的组成部分。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本新书的作者。他表示，问题不在于与高层领导人的合影，而在于企业家要想得到政治庇护，就必须要参与的那些幕后交易。
企业家精神
黄亚生表示，过去30年，中国还没有从政府控制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相反，企业家精神的真正繁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对农村地区的控制有所放松。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重新主张对新生的私营部门加强控制，同时更多地侧重于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投资。他指出，私营企业融资困难可能会导致生产率下降，进而损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他表示：“温州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些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现代化改造。今天的中国就像是寡头版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可能变成建立在系统性腐败和纯粹的政治权力基础上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
黄亚生的理论不乏批评者，他们指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政策，大大鼓舞了私营部门。但这本书问世之时，正值中国国内激辩金融业自由化的问题——其中包括将地下钱庄合法化的试探性建议。
该建议遭到了一些大型国有银行的反对，它们担心这会加剧竞争；同时一些官员也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可能导致新银行贷款的急剧膨胀。同时，在政府让出更多金融控制权方面，也存在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反对意见。但支持者表示，通过向经营良好的小型企业提供更多、更廉价的信贷，可以在关键时刻为经济注入强心剂。
周德文表示：“政府能做的有利于经济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让地下钱庄合法化。”
近来，中国领导者恰当地夸耀了过去3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不过，如果他们打算维持这种增长纪录，将面临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们还希望继续控制多少个经济“制高点”？
转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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