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leijy在2009-1-24 13:37:00的发言：
我所看到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科书（2）
——中国经济学发展史批判
雷建炎(seamus0927@vip.sina.com)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价值就是劳动时间；货币就是劳动时间的物化形式和计量尺度；价值规律、经济规律不可抗拒。
这并不是（英）配第、（英）斯密、（英）李嘉图、（美）富兰克林、（法）布阿吉尔贝尔、（瑞士）西斯蒙第、（德）马克思、（德）恩格斯等西方现代经济学家的专利，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经济学家早就清楚认识到了这一切。
二千六百多年前,管子（？-公元前645年）在其著作的开篇就提出：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第一》）
在国外，只有（德）马克思、（德）恩格斯才达到这一思想高度，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574页）
管子说：
“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管子.八观第十三》）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管子.水地第三十九》）
这同现代政治经济学创始者（英）配第提出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见解完全相同，这里还将劳动与劳动力的概念严格区分开了。
管子明确提出货币就是衡量价值的尺度，价值因人而异，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市场去衡量、检验：
“弊（币）也者，家（价）也。家（价）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管子.侈糜第三十五》）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管子.乘马第五》）
管子还提出所有货物的供求都是平衡的。货物供求平衡是通过货物价格高低的变化来实现的：
“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衡）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
（英）配第说:
“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它似乎是和纯银价值一样的稳定而不变的…… 对于爱尔兰的小房子，我是根据修建它们时所花费的食物的日数来评价它们的价值的。”（《配第经济著作选集》第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英）斯密说：
“谷物是比其它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更正确的价值尺度。”（《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第180页）
同（英）配第、（英）斯密一样，管子也认为谷物是所有商品价值的基础：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价）。”（《管子.轻重甲第八十》）
管子还提出了：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管子.乘马第五》）
“黄金者用之量也。辩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管子.乘马第五》）
“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
这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管子已经认识到了黄金是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通货），是所有民力的计量尺度。管子深得劳动价值论的全部精髓。
管子已提出经济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违背的：
“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管子.禁藏第五十三》）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不来也。”（《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
“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乘之贾。非君之所赖（依赖）也，君之所与（除掉）。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管子.轻重甲第八十》）
最令人五体投地的是管子旗帜鲜明地提出：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绩）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斑禄施予，使民之机也。”（《管子.权修第三》）
“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布织财物，皆立其赀（价格）。财物之赀，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
“利出于一空者，其国无敌；出二空者，其兵半诎；出三空者，不可以举兵；出四空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钱）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资源）。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管子.山之数第七十六》）
“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第八十》）
不难看出，管子早就主张“垄断”，反对“竞争”；主张“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他提出了执政为民、等价交换、共同富裕，建立天下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
管子达到了社会科学的“光辉的顶点”，无愧“天下之大圣”。
现在世界各国学者都误将古希腊色诺芬（公元前440年-前355年）著的《经济论》视为人类社会最早的经济学著作。其实，色诺芬《经济论》的希腊文原意为“家庭管理”，算不上是经济学，而且他生活的年代也晚于管子。管子才是人类社会最先自觉将价值规律、经济规律用于社会实践的伟大思想家、经济学家。《管子》才是人类社会第一部经世济民的经济学理论经典、社会百科全书。这对于鼓吹“竞争”，反对“垄断”，鼓吹“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的当代“经济学家”，尤其对于声称“中国虽有5000年文明历史，但古往今来在经济学领域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演变成为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很难找到一本专门记述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这里应特别指出：管子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思想家。他的成就是建立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之上的。中国《诗经》、《淮南子》、《尚书》、《周礼》等等古籍中已经记录了许多先人成功的社会实践和光辉思想。
深则致理，广则致远。
司马迁称赞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世所谓贤臣”，在《史记卷六十二》中专门为管子书写了传记并在其传记最后写道：
“太史公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曰：‘详哉其言也！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司马迁自己也成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他开门见山地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提出价值规律、经济规律就是自然规律，“莫之夺予”，他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名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可符，而自然之验邪？”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明代学者陈子龙（1608-1647）在《铜楮之币》中说：
“所谓钞者，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必资以人力，而后能为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值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
这与李嘉图的“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的表述如出一辙。
清代学者许楣（1797-1870）在《钱币论》中强调，货币同其它商品交换，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货币本身具有价值：
“白纹、元丝、洋钱不同，而同归于银。”
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中说：
“钱币维（为）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其法维（为）何？即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则纸币一出，必立得信用，畅通无阻，则财用可通矣。
但纸币之行用，无论古今中外，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后止。此其原因，则纸币之本质价廉而易制，不比金银之本质价昂而难得。故纸币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一失，则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而金银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市面而无弊。此两物代表百货之功用同，而性质不同，故流行之结果有别。昔人多不知此理，故无从设法防其流弊。今我人既明此理，则防弊之法无难。其法当设两机关，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孙中山全集》2-545页)
经济学，按中国的文化传统，可简单理解为就是研究金钱本质，能经世济民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是懂得金钱本质，能够经世济民，引导人类社会胜利前进的思想家、科学家。
《管子》、《史记.平准书》、《史记.货殖列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倡议钱币革命》、《建国方略》等，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经典。
管子、孙中山，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
2006年4月7日（稿）
（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 seamus0927@vip.sina.com
；博客中国网页：leijy26.vip.bok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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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先生所指的中国几位古人，可以称为经济思想家，因为他们开始试图去理解他们时代的经济现象。
但他们还谈不上是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是很朴素的，还谈不上理论化，还没有从现象中寻找到经济运行的规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4 21:47: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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