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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洪 |
树的粗细代表树的年龄的长短。年龄的长短代表保护的强弱。对产权的保护，不仅仅要依赖于政府的力量，有时文化中尊重产权的观念也会产生作用。
谈到生态保护，我们总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原始森林，似乎只有那些"愚昧的"农民，才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埋葬我们的母亲河。其实，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人，才真正生活在最差的生态环境中。比如说北京。那些申奥评估团的官员们一定会承认，北京比8年前漂亮多了，但她的最致命的缺陷，并不能在短期内靠我们都能理解的"弄虚作假"（如在审查的几天内限制机动车的出行）遮掩掉的。这就是在雄伟高大的建筑物旁边，只有寥落数棵低矮而纤细的树木。官员们"印象深刻地"走了，我们依然呆在这缺少绿色的环境中。
在经济学家眼中，树木颇为独特。从可以提供木材的角度说，树木是所谓的"私人物品"，即可以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东西；但从对环境的贡献看，树木又是"公共物品"。树木的价值是两种用途的总和。但正是由于"公共物品"不能一人独占，砍伐一棵树对环境的损害要由大家分担，而获得的木材则可由私人占有，人们才有不顾环境价值砍伐树木的冲动。如果一棵在路边的树没有产权归属，其命运只能是被人伐走。庄子曾讲过一种有"无用之用"的树，恰是因为不能用作木材，反而保住了性命，发挥其"环保功能"。如果一棵树明确归特定的个人所有，所有者也可因期待树木长得更粗壮些，而暂时不去砍伐它。据说在文革期间，我国农村经历了一次砍伐树木的高潮，原因是生产队"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到在宅基地范围内的树木，农民看到原本还属于自己的财产也得不到保护，于是自己将树砍了。借助于明确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期待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私人产品的目的，而部分保存了树木的公共功能。
即使某一棵树有产权归属，也有一个产权保护的强度问题。我们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北京最粗的树一般是在皇家宫殿或园林之中；其次是在那些寺庙之中。树的粗细代表树的年龄的长短。年龄的长短代表保护的强弱。显然皇家的产权会受到最强的保护，而寺庙之中还借助了宗教的神秘力量。应该说，对产权的保护，不仅仅要依赖于政府的力量，有时文化中尊重产权的观念也会产生作用。不然的话，在改朝换代或兵荒马乱之时，天坛或潭拓寺中的古树就在劫难逃了。反过来，如果人们不相信政府尊重产权的承诺，也无法保住树的生存。另一个农村的故事是说，在改革之初，某乡将山林承包给了当地农民，其结果是在几天之内，农民将树木全部砍光：他们不相信这样的政策能维持多久。这当然不是说，有了有效的产权制度，树木的公共价值就能完全实现。谁能禁止人们砍伐属于自己的树呢？政府一般要通过税制、补贴或法律禁令将私人的判断调整到尊重树木作为公共物品的价值上。
然而，看到北京街道两旁缺少30年以上的树，不要误以为是因为缺少产权保护，被人盗伐的结果。实际上，在北京要砍伐一棵30cm以上的树，或任何6棵树，都要经过市园林局批准；砍伐的树若在10棵以上，则更要经市政府批准。我猜想，这些年绝大多数对树的砍伐都是"合法的"。使人惊讶的是，恰恰是政府，这个本该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环境的机构，却最该对北京缺少绿色负责。由于政府的批准，砍树运动才蔚为壮观。仅我知道的，就有白颐路的林荫道，和南护城河边的树木。人们都说，政府是为提供公共物品而创立的，但为什么政府的存在反而缩短了树木的寿命呢？最直观的原因，也许是政府人员的素质。据说有人对为什么砍掉前门附近的一棵树提出质疑，得到官员的回答是，因为这棵树挡住了红墙。在北方的另外一个城市，当地人告诉我一片草地的来历，“原来那有很多树”。然而官员的动机还有更深的原因。与树木的寿命相比，官员的任期是非常短暂的。五年的时间，树木不会给人"大变"的印象。但五年却可以盖多少高楼，修多少道路，甚至建多少广场。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为了这些政绩，树木可以作出"牺牲"。
因此，提高城市政府官员的文化素养，延长官员的任期，或许是解决保护绿色问题的可行办法。但仍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官员总会出错，任期总有尽头。只有城市和她的居民是长存的。因此将树木交到城市居民手里，也许最为安全。这就是说，如果将白颐路林荫道的命运交给市人民代表大会，也许她今天还在哗哗作响。常言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后人也可能砍树。我们今天有植树节，但我们今天种的树难免被政府的一纸文件结束性命；我们今天更应栽种保护树木的法律之树，让保护树木成为每届政府的政绩，让全体居民成为树木的守护神，我们的子孙才有可能生活在绿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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