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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关于杰出人士的心智类型，以赛亚·伯林曾经有个著名的比喻：狐狸型和刺猬型。以此衡量，美国人乔治·普利姆顿、托马斯·金兹伯格怎么也算得上是兢兢业业的刺猬了。1953年，两人偕同好友在巴黎创办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数十年间，遍访世界文坛，搜罗知名作家，以访谈的形式记录其妙语，编辑成书也就有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所谓访谈，很多时候不过是无关痛痒地聊聊八卦、谈谈生活。而作家访谈的诞生，则更像是为了满足读者“吃了鸡蛋想要看看下蛋母鸡”的好奇心。但若是以此来评判《巴黎评论》，不免枉费了普利姆顿的苦心。事实上，谁都无法否认这本老牌文学杂志举足轻重的江湖地位：它之于当代欧美文坛，好比梦工厂之于好莱坞。重要的不是作家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毕竟，造梦才是王者之道吧。
因此，无论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还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都集“正能量”于一身。编者好比无所不能的庖丁，煞费苦心、步步深入，由表及里拆解文学巨兽，先血肉，再骨架，不逼出核心誓不罢手，从而将成名作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袒露在世人面前，尤其是矢志文学的新鲜人。有了这样的铺垫，不难理解为何帕慕克看到《巴黎评论》会惊为天人了。1977年，25岁的他还站在槛外苦苦摸索，彷徨、踌躇，时时仰望天空中那些高不可攀的群星，却苦于找不到进入新世界的门径。直到不经意间看到福克纳的访谈，方才恍然大悟，领悟到创作的真谛“不仅是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得像别人的故事”，还需“成为一个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从头到尾想象一部小说的人，还得会用词汇和句子表达这个梦”。
《巴黎评论》立足于20世纪世界文坛，于是谈论文学就成了作家们的必修课。不过，此时的文学如何能绕开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等诸位先贤？有“美国臆想派小说大巫师”之称的德里罗谦逊地将前辈作家置于可供瞻仰的高度。他说《尤利西斯》是“世界叙事”，乔伊斯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将书变成了一个世界”。天才少女萨冈知道“普鲁斯特之后，有些东西就不能再写了”，因为普鲁斯特“在天才与你的才华之间画了界线”，并且“展示了处理小说人物的各种可能性”：我们无需知道谁是斯万，他又有怎样的故事，唯一需要知道的是“谁是普鲁斯特”。因为斯万只有一个，他属于普鲁斯特，而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不过，谦逊归谦逊，留给后辈的可不仅仅是亦步亦趋的跟从，至关重要的是如何确立自己的坐标和领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密不透风的文字世界，“后浪”们不仅要摆脱前浪“影响的焦虑”，还得将其狠狠地拍死在沙滩上。以福斯特为例。他不否认《傲慢与偏见》教会他“如何设计家庭内的幽默”，也丝毫不讳言自己比奥斯丁更有野心，“我想把这方法套用在其他场合中。”同样，博尔赫斯也不会给莎士比亚好脸色看。以《哈姆雷特》为例，莎士比亚永远不知餍足，他的故事太满，从未给人想象的空间。如果非要加一个定语的话，恐怕只能是“夸大其辞”了。显然，英国人欣赏莎士比亚，不是因为他完美地再现了古英语文体之美，而是因为他的意大利做派，“跟他们是如此不同。”
我们姑且将此称作“毒舌”吧，但作家们的毒舌显然不仅伸向前辈。只不过，对待前辈尚需左顾右盼、爱惜名声，对付同辈则不必为尊者讳，只管撸起袖子赤膊上阵了。聂鲁达乐于承认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很精彩，但《日瓦戈医生》呢？它完全搞坏了他的好心情，“简直是本无聊的小说，只有对自然的描写还能挽救它一些，也就是说，被诗歌拯救。”而在斯坦贝克看来，海明威的小说和其人生一样“怪异”，因为“他是批评家的宠儿，因为他从未改变过风格或主题，连故事都一成不变”。
那么，对后来者呢？刻薄的作家是否还会将毒舌进行到底，他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冯内古特教导新人，写作必须“去文学化”，转而代之以科学的论证。具体说来，即是剥去文学多愁善感的玻璃心，留下一颗以技术层层武装的坚韧内核。毕竟，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科技突飞猛进，留给文学的只是一方小小的边缘地带。作为“文学的盗尸者”，今天的作家再也不能像19世纪的前辈一样苦苦等待“灵感”的降临，“讲故事的过程是机械的，跟如何让故事运转的技术问题有关”。事实上，文学并不玄奥，作家也不一定要精通文学理论：他可以是化学家，可以是天文学家，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律师。哪怕是个木匠吧，只要他的头脑里装着“文学史之外的东西”，世界就会“令人耳目一新”了。
冯内古特所言不虚。纵观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怪才频出、佳作不断，但大多不按牌理出牌，作家的出身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卡夫卡学法律，赫胥黎、卡尔维诺出身科学世家，埃科集历史学家、博物学家于一身，就连冯内古特本人学的也是人类学。不过，问题来了。假如我们放弃对文学性的追求，只保有科学家的较真与手工匠人的细致，那么，写作是不是更像化学实验？又或者说，真正的文学是否从此消失了呢？那倒也未必。且听听作家们是如何作答的吧。较之文学理念上不可弥合的分歧，文学的未来更像是作家需要共同面对的生存危机。因此，原本一盘散沙的他们倒愿意放弃门派之争，抱成一团共同作战了。相对于忧心忡忡的记者，作家们反倒自信满满。比如辛格说，我们实在没必要恐惧新科技、新发明，“进步永远不能扼杀文学，就像它不能扼杀宗教。”显然，好的小说家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台机器、任何一种报道、任何一部电影，可以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做过的事情”。
同样，这位一生坚持以意第绪语创作的犹太作家，将他的写作归因于他看到了寻常人不以为然、刻意忽略的“小火星”。如果说这就是催动创作的原始动力，那么作家要做的无非是寻找、并将之燃烧成燎原大火了。回到开头，30年后的今天，帕慕克已经是著作等身的一流小说家了。如今，他的访谈和他曾经仰望的大师并列一处。想来，他必定看到了那瞬间闪现的“小火星”。那么，作为读者的你呢？(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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