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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十一”到淮杨一带去玩，还是冒了点风险。因为近年的假日旅游高峰使不少人望而却步。但我实在不甘心在家里呆上七天，并且认为到镇江、扬州和南京这样的名气较小、但文化内涵较深的地方去玩，也许是一个好的策略。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断。当然由于人们惧怕拥挤而躲在家中，使得出游人数远较预期为低，但镇江和扬州这样的地方也确实不是许多人的第一目标，因而显得相当从容。然而南京就不一样了。我在那里见到了我在北京都难得见到的人山人海。但这并不使我感到不快。相反我觉得此行无悔。
住在紫金山，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首先应归功于那遍山林立、郁郁葱葱的树木。绿色让人赏心悦目，从林中袭来的阵阵凉意使人更觉得空气的清新。南京有了紫金山，真有点得天独厚。从地图上看，紫金山呈一个巨大的菱形，它的一角深深地嵌入了紧挨着它的南京城。它不仅给钢筋水泥的城市装上了绿色的背景，而且像一个巨型空气净化器那样给南京的居民输送着新鲜的氧气。然而，最值得惊异的，是紫金山的树木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们是数代人有意栽培的。如果考虑到近代以来，我国的树木不断地在为“现代化”殉难，直到最近两年那些千年古树还保不住自己的“性命”，紫金山的树木确实有点“死里逃生”了。考察一下历史，发现紫金山也是几经苍桑，现代的森林却是与孙中山先生联系在一起的。中山先生生前第一个支持一位美国教授关于在紫金山植树的建议，而在他逝后，为修建中山陵园共植树800多万株，形成了今天森林公园的基本格局。当然在后来，共产党的第一任南京市长刘伯承功不可没，为紫金山又增加了400余万株各色树木。再有就是周恩来，他曾在1960年阻止了一次对紫金山树木的大规模砍伐。
也许紫金山树木的运气和中山陵有关。当初设计中山陵时，树木就是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选择什么样的树种都很有讲究。这本来就是中国建筑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传统，但站在中山陵前，觉得近来城市中的那些庞然大物的设计师们似乎忘掉了这一中华精神。当然中山陵这一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建筑群之一，也无愧于与它相伴相生的参天大树。如果考虑到中山陵建造的时间恰逢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贫弱的时期，我们不能不对这一杰作的出现感到惊异。我们自然也会追问，是谁设计了中山陵，是谁建造了它？又是什么程序把他们选择出来的？设计者名叫吕彦直，在一鸣惊人地在中山陵设计招标中获得头奖之前，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设计师。招标程序中，既有专家的评判，又听取公众的意见，结果少有争议。没有背景的吕彦直中标，更显得不失公正。第一部工程的建造商则是姚新记营造厂。由于预算紧张、条件苛刻，姚新记甚至赔了14万两银子。第二部工程和第三部工程也都是与姚新记类似的民营企业承包。尽管有赔有赚，但70年以后的事实证明谁也没有偷工减料。那个战乱不已的时代过去了，无论是吕彦直，还是姚新记，都已不在人世，唯有中山陵站在这里，朴素而庄严。在它面前我们不仅追思着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情怀，再次记取他那“同志仍需努力”的勉励，而且在感慨动乱年代仍然不乱方寸的公共工程招标程序。中山先生去世了，后人以一组中山陵、以及它背后的公正程序纪念他，这也许是天不亡中华的征兆吧。
据说中山先生的遗体还在中山陵下。当初国民党撤走时并不担心共产党会掘墓。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也尊重中山先生。时过境迁，国共之间的恩怨似乎淡了许多。在中山先生墓室的顶部，赫然印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徽，以致在改革开放后最初到中山陵参拜的国民党人都惊讶不已。其实从中国历史看，对“前朝”的包容却是正常现象。不用说武王伐纣，还要立成汤之后于宋；就在不远的明孝陵前，还立有一块石碑，上面有康熙写的“治隆唐宋”四个字，为“前朝”的开国皇帝歌功颂德。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民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它的功绩也不可磨灭。如果今天我们的包容心中再多一点对“前朝”优秀方面的赞赏，如学习一下使中山陵获得成功的公正程序，也许就会少一些断桥残壁。在积贫积弱、兵荒马乱的中国，这种公正有效的程序能使一组杰出的建筑拔地而起，如今又会创造怎样的辉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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