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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谈甘阳和赵越胜(转载) (2014-03-08 03:58:39)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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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他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1980年代甘阳印象
集霸气与孩子气于一身——甘阳印象
在八十年代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5年秋,哲学所分来了一个精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
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八/九/风/潮后不久,甘阳去了国外,我们没有再见面。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读到他的文字,也知道他回过国。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可爱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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