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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
杨玉良说，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事实上，相比欧美国家来说，中国的博士教育起步很晚。1978年，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1982年6月马中骐等6人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加之科技经费投入快速增长，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增多，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不断增大，这为博士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生开始扩招，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也随之明显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对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于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据统计，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 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 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180万人。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指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对此，还有学者用“大跃进”、“泡沫化”来形容，认为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层次，其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长此以往，不仅难以保证博士生的质量，还会带来博士生就业难问题，出现“高学历，低就业”现象。博士“泛滥”不仅是教育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滥砍滥伐。
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使得当下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副校长韦穗表示，这种现象势必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另外，由于科研项目数量有限，不少博士生从事的科研方向并不是学科前沿的研究工作，有的则长时间限于一些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读博也并不是为了学术和科研。由于多年来大学扩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学生选择读博是为了继续留在学校，推迟就业。而近几年一些官员也出于各种需要开始“回炉”读博士。
教育学者熊丙奇曾撰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博士教育只保留“不起眼”的学术功能，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去年9月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更印证了人们对博士质量的担心。该项调查显示，对一直以来都令社会不齿甚至愤怒的“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39%和23%的博士认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谅”的。这种“宽容”实在令普通人感到难以理解。
最近，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呼吁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他指出，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 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对官员和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22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临床”等4个博士点被撤销博士学位授予权。
对此，有人指出，扩招并不是原罪，是大势所趋，但博士生扩招要有限度，要宁缺毋滥，切忌盲从“扩招大潮”。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院士所言：“必须考虑社会需求、科研投入、导师力量、学校办学条件等因素，要加强对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宏观调控。同时要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为中心，促进博士生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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