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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制度与增长:文献综述及中国的经验》(单豪杰 沈坤荣),下面是其中一部分内容,希望在选取制度变迁的计量指标方面有帮助
(二)制度与增长:计量经济学的证据
在实证方面许多经济学者试图运用计量经济学对制度的作用进行验证,一般方法是把增长等变量作为因变量,把制度的量化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Scully(1986)基于 115个国家从 1960 年到1980年间的经验数据,研究得出,那些政治自由、法律健全、产权明晰和市场自由的国家人均 GDP 的增长率为 2.71%;相反,在这些制度方面有显著缺陷的国家的增长率仅为 0.91%.Lin(1992)对 1978-1984 年间中国农业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农业的制度变迁是这期间农业增长的主要原因。 Knack&Keefer(1995)利用了国际风险指南 (ICRG)提供的指标(法律规章、政府征用风险、政府毁约的可能性、政府腐败、法治维护和政府官员的素质)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这些统计指标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的关系,这个指标增加一个单位,经济增长率会以每年超过 1.2%的速度增加。鉴于 ICRG 指标的主观性,Clague、Knack、Keefer 和 Olson(1995)设计了一个被称谓“契约密集型货币”的代理变量(M2-M1) /M2, 他们认为财产和契约的权力越受到保障,人们就愿意持有“契约密集型货币”,在控制了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和其他投资的影响因素后,发现投资与这个代理指标有着显著相关性。La Porta 等人(1997)曾运用 Putnam(1993)提出的合作倾向来测度政府质量,通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初期的 40 多个国家 1000 多人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他们发现信任对绩效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等级制度是决定信任的重要变量,而等级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拥有更加低效率的司法系统、更多的腐败、更低的官员腐败、更高的偷税率、更糟糕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的通货膨胀率。Li(1997)对 1980-1989 年间 272 家中国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国有企业 87%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因于激励的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Barro(1991)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中,借用已有的权威资料对法治和民主进行了指标量化,通过计量技术手段考察了法治和民主对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更好的
法治维护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民主与增长之间却存在倒 U 型关系。如果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原因,那么就必然面临一个内生性的问题,因此研究者们最近倾向于寻找更加外生的工具变量以求解决这个问题。例如,Mauro (1995) 使用人口的种族和语言构成作为腐败的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Sachs 和Warner(1997)把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看作是决定利益集团寻租和政府制度安排的外生变量,Shleifer&Vishny(1998)和 Barro&Mccleary(2002,2003)按照韦伯的研究思路,强调法律和宗教传统对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Hall 和 Jones (1999)为了解释跨国人均收入和生产率的差异则把距离赤道的距离和以西欧语言为第一语言的程度作为制度质量的外生工具变量,La Porta 等人(1997, 1998, 1999)则强调法律移植差异的重要决定作用,Djankov 等人(2003)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移植中的文明资本的作用;影响较大的是 Acemoglu 等人(2001, 2002) 运用计量的方法对 1500-1995 年近 500 年的财富逆转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使用 1500 年前后殖民地国家的死亡率和人口密度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认为制度的安排取决于殖民地的自然环境、死亡率和人口密度。一般说来来,好的制度是建立在那些自然环境适宜、殖民地人口密度少,因为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殖民地国家进行移民并长期居住;而在死亡率高和非欧洲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他们的目的是最大程度的榨取租金,因此对殖民地建立了压榨和掠夺的制度,这种行为方式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从而他们认为这种财富的逆转是由殖民地国家初始建立的制度所导致的,由此验证了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这些代表性的研究中,Glaeser 等人 (2004)认为关于制度的经验研究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变量的指标设定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往往是测定制度的变化过程或是已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结果,这些指标也可能通过制度之外的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因而难以避免这些制度指标设定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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