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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鄢烈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现在，举国关注的三大改革辩论热点，一是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二是财政预决算公开，三是户籍制度改革。前两个关涉反腐倡廉，民心所向，世界潮流，香港财政预算精确到购置办公桌椅这类境外新闻层出不穷；我国1987年就开始立法要求官员申报个人财产，实行“公共财政”则早已写进中共中央文件，连国防预算都有了向全球公布的白皮书，还有多少深奥的道理要弄明白呢？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单纯的官民关系，它涉及地方利益，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真要改、要大改，阻力真的很大。多年前，我就撰文呼吁过“对内开放”，也曾在《北京日报》发表过《北京是谁的首都》(是全体中国人的，还是北京户籍人口的)，但是说到底，它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利益博弈。
上海宣布“户籍新政”后，不少在上海打拼的人深感失望，说“盼了好多年盼来新政策，没料到与期待差这么多”。北京则表示连上海这样的户籍管理有限松动也未打算搞。于是，一些人慨叹“户籍改革不能再挤牙膏了”，依目前的态势，彻底的户籍改革遥遥无期。对此，我曾愤愤地想，搞什么住满7年可加入上海户籍，这不是抄袭香港的优才政策吗？内地难道也要搞“一国两制”？但有北京、上海户籍的市民，大多不会这么想。北京某大学教师、政协委员张某，去年还提出过要提高北京的入户门槛呢。
让我对围绕户籍改革的辩论做一个“小结”吧：因为我们的户籍管理制度“生养”了、承载着许多相对的特权和差别性社保福利，是一种新式的非物质的区隔“自己人”与“外人”的城堡；反过来，这些利益的刚性存在，又成了反对拆除“城墙”的理由。我把这就叫做排他性的户籍制度的“自我论证”。这种建立在特殊权益之上的“城堡”，不同于婚姻上的“围城”，城外的想进，城内的却不想出。
彻底推倒户籍壁垒，必须打破户籍制度的“循环论证”。打破方法大体有二。一是讲道理，让“既得利益者”明白，这对他们自己其实并不总是有利，比如他们也不能通过“用脚投票”(包括在本市各区自由迁居)，迫使教育资源合理分配，迫使学校在竞争压力下提高质量，也不能通过“用脚投票”应对环境污染；对他们子女的自由发展也不利，比如北京孩子与上海孩子要“互换”地方也难。
二是削减特权与“平权”，即在全国城乡缩小社保医保福利方面的差距。所谓“削减特权”最容易做的，就是中央政府办的大学平等地向全国考生分配名额，中直机关招人不限北京户口之类。说北京市财政对北大、清华等国家名校也有投资，所以应该多招当地子女。这个理由如果成立，那就该允许富人的子女多交钱买上学指标。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基本的劳保医保福利制度，也早就该做了。把这样的“减法”和“加法”做好了，户籍制度改革就水到渠成，中国的“对内开放”何愁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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